昨日军统(560)

戴笠则是到北平等地“视察”。陈恭澍说：

“再说戴先生留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笔者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份，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微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正是这次，陈恭澍结识了戴的秘书毛万里，并成为终生挚友。

听说学生们要“闹事”，戴亲自赶来做工作，说：“你们都是军人，军人以身许国，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军人以服从为第一，那里由得你们自己?”

最后，戴笠又拿出他“家长”那套作风，威胁说：“在军官班，两百多人中间才挑选了十个人来，并不容易，去吗?更难。老实告诉你们!从今以后，只有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准再说什么，应遵守团体的纪律。”

实际上，戴笠对这个班的学员非常重视，李元超说：“东北训练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当时特务处很重视这些人，同时又是戴笠亲手主办的第一个训练班，认为这23个人是他的基本干部，因而在待遇上比较优厚，在班内受训期间，每月给薪金40元，毕业后到华北工作时，一开始就是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00元。”

在戴笠的恫吓之下，谁也不敢再“叫板”了，乔家才说：

“在保定工作，实际等于实习，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无事也可生非，况且已经闹过一次麻烦，于是，立刻把他们二十个人分散开，派往北平、天津、石家庄、邢台、唐山、榆关、绥远、热河。张家铨因为有特务天才，最幸运，派往天津，做王天木的书记，编写报告。”

杨清植则被戴笠调到“浙警”当学员队长——可能是看他比较“诚实”吧。

此后，杨到首都丨警丨察厅任职，抗战开始的时候，杨任该厅保警大队长。

此番，戴笠派杨清植来找自己昔日在“东北训练班”的教官办“交涉”，梁无可奈何，只得照办，将学生交给杨、沈二人带往临澧。据沈回忆，当时梁干乔气得几乎发疯：

“过了几天，戴便派原来首都丨警丨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淸植，再次拿着他的手令去郑州，硬叫梁把学生交杨带走。梁干乔跑到学生集中的中正中学见到我时，大喊：‘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

梁干乔的学生，就这样成了戴笠盘里的菜。沈醉回忆说：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

这口窝囊气，梁干乔忍不下去，不干了，准备“投身炮火”，带兵打仗去。沈醉说：

“这个托派叛徒，忠心耿耿地为戴笠工作多年，满以为能得到戴的信任，这次又费去不少心思，想趁这机会抓一点实力，不枓戴笠毫不肯放松。”

这时，正好军委会政治部有个位置，于是，梁干乔到政治部第二厅，当了一个处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曾取消了“国军”中原有的“政治部”建制，代之以“政训处”（即后来贺衷寒那个“政训帝国”）。抗战开始以后，一度又成立了军委会第六部，负责政治工作。

1938年，国府迁至武汉之后，修正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取消政训处及军委第六部，恢复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为副部长。

政治部是一个很庞大的机构，除总务厅外，下设三个厅：

第一厅管部队党务，厅长贺衷寒，辖一、二两处。

第二厅管民众组训，厅长康泽，辖三、四两处，其中第三处处长就是梁干乔。

第三厅管宣传，这是最大的一个厅，也是唯一一个由**主导的厅，该厅星光闪烁，如厅长郭沫若、主任秘书阳翰笙，还有第五处处长胡愈之、第六处处长田汉等等，均名重一时，“四条汉子”中的两条都在这里。

话说在梁干乔的第三处，下边有两个科，其中一个科管工人运动，科长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同事，也是他的好友，那就是军统的“工运”专家刘培初。

——抗战开始以后，刘培初的公开职务，是军委会第六部“上校部员”，此后，第六部改组为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请刘去帮他做工运工作。刘回忆说：

“我因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之邀，一口便答应他做第二厅工运科长。因为我对此工作，既有那份兴趣，也有那份能力。”

按：前面说过，康泽是刘培初的“恩人”，也曾是他的上级。

刘培初早就认识梁干乔，那还是1932年，即刘刚刚进入特务处，在武汉工作的时候，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一年在武汉，听到俞季虞王新衡兄谈到他的为人与学术，顿生响往之心，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他，几天后收到他一封热情而洋溢的复信，从此我们订下永久之交。有几次重要关头，我计算如何如何，他都替我分析事理，使我打消了原意，都是关系个人甚大的事情，爱护几如兄弟手足。”

刘培初、梁干乔二人的脾气秉性，有点类似，都是那种孤高自许的人，因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对梁干乔，刘培初评价很高，他说：

“梁干乔，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策士斗士全能风姿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黄埔学生中的怪杰，一个时代的奇才（黄埔一期毕业）。”

刘还说：“他在我们这一群中，也是天马行空，目空一切的。真的，要以他的目光去衡量人才，与他相对的讨论问题，有很多人是不够水平的。他确也藐视很多人；他气势是那么雄健，词锋是那么犀利，一些人斗不过他，只好躲在背后吐出一口可怜的气息，骂他骄傲、偏激、暴戾。

刘还评价说：“他（指梁干乔）对那些横逆之来是泰然的。那人生只是一个奋斗的过程，在奋斗的过程中，那有替你精工修好的一条路?”

前面说过，梁干乔从苏联逃回国内之后，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过托派刊物《我们的路》，随后即加入特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