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56)
沈之岳，1913年生，浙江仙居人。
沈之岳亦是被高度神话的人物，因此，关于其早年，什么传说都有，这样沈就成为一个被“割裂”的人——其后半生的“事功”，因报纸上都有，所以比较一致，无从发挥；前半段就不一样了，了解的、不了解的，都要谈谈沈之岳，抄来抄去，人云亦云，越搞越离奇，很多说法，如果用“胡说八道”来形容，肯定有人不爱听，但说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则一点不过分，因此在这里不再过多地去考证其前期经历，仅引用“对面”的“沈之岳传略”，说明一下其早年：
“（沈之岳）世代务农，忠厚传家。中学就读于临海回浦中学。二十二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感于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遂立志报效党国。为军事委员会调统局局长戴笠（雨农）器重，陪同晋谒蒋委员长。二十六年，西安事变后，奉‘情报之父’戴笠之命，前往延安参加抗日大学。”
与戴笠相比，生于1913年的沈之岳是个小字辈，且在戴笠生前，沈的地位并不高，之所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原因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沈之岳曾在延安潜伏。
查《王芳回忆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王芳所说的“教授访问团”，实际上就是前面说过的、1937年5月，由涂思宗领衔的对延安的“考察团”，涂在回忆中曾说：
“一到西安，住进西安饭店，报到后，即奉命筹组‘陕北视察团’，团员十七人，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所负任务为对陕北共党军政各机构作全面视察。”
在涂思宗提到的两个姓“萧”的人当中，萧树金系军校三期毕业生，时任职于中央军校，应该不是所谓“萧致平教授”，至于萧叔萱是不是，抑或另有其人，就不清楚了。
另据对面的记载，沈之岳曾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对此，沈之岳在台湾任“司调局”局长时的下级李世杰讥为“马不知脸长”，说白了就是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寒谗”。
李还讽刺说：“沈之岳替他（指毛泽东）倒字纸篓，都不够格，怎有资格当他的秘书，替他操刀执笔呢？”
不过，沈之岳确曾在延安的机要部门任职，王芳说：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虽说对方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不过，以边区政府社会面控制之严格，沈不但能潜伏下来，且居然全身而退，也算奇事一桩！
除了沈之岳这朵“奇葩”以外，在对延安的渗透方面，戴笠曾经极为借重的，是张国焘。
——1938年4月4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主席林伯渠因兼任八路军代表，常驻陕西西安）离开延安，赴陕西中部县，参加于次日清明节举行的祭奠黄帝陵仪式。
4月6日，张随国民党方面的“主祭”、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同赴西安，从此“出走”。张后来回忆说：
“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在汉口宣布脱党，并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4月22日，张国焘被开除党籍。
对于张国焘的举动，应该说，国民党方面也感到突然，不知如何安排，这时军统局刚刚成立，因此蒋即令戴笠“关照”张国焘，于是戴请自己的朋友蔡孟坚做这件事。
说起来，蔡孟坚与张国焘，这两个江西萍乡的老乡，本来早就有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见面的。
——1932年4月，正主持武汉行营侦缉处的蔡孟坚，极偶然地抓获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蔡回忆说：
“顾自上海冒险来汉任务：（一）掩护张国焘经汉口赴黄安七里坪就任豫鄂皖边区中共分区书记兼军委会主席；（二）掩护中共党中央主席向忠发由沪赴汉经粤汉铁路转赴井冈山。当时顾供称：‘张国焘已于他被捕先一日伪装商人搭公共汽车去七里坪。’当即发电沿途军警缉捕，因张在途中改变下车站址，在先两站下车，致未缉获，失去我与他在敌对立场上见面机会。”
此时，蔡孟坚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且与张系江西萍乡老乡，于公于私，蔡都义不容辞，因此戴将张国焘交给了蔡孟坚，并嘱蔡“对他力加保护，一如保护彼时已被释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一样”，从此蔡孟坚与张国焘成为一生好友。
按：1932年10月，陈独秀为他的秘书谢少珊（后改名为谢力公，成为军统高干）所出卖被捕，旋即被判处13年徒刑。1937年8月23日出狱，当时也在武汉。
蔡孟坚回忆说：“恰好陈、张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党发起人，他们原属鱼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怜，我让他们见面，因而他们密切往返。我与国焘为小同乡又中学先后同学，从乡谊成为友谊，同时我对他与陈独秀均有保护责任，有时招待他二人便餐。”
某次，陈独秀曾向蔡讲起张国焘当年的一段趣事：
“民国十年前后，张带着十二名主持北平学运学生去上海做宣传工作，国焘为领队，最为努力，不论风雨，每日挟着我在北平主编的《新靑年》报刊沿租界马路商店散发，并叫‘群众运动’，张永远改不了萍乡土音，把群众运动，说成萍乡土话：‘同顿唔顿’，路人不知他说的什么，就把张取名‘顿顿顿顿’。
蔡孟坚回忆说，当时“张听了大笑而不否认”。
此后，张国焘辗转来到重庆，即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挂中将衔，不过这是一个虚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蒋即将张交给军统“运用”。至此，1924年就是国民党“一大”候补“执委”的张国焘，居然“堕落”成为戴笠的部属。
对此，晚年的蔡孟坚委婉曾委婉地说：“……将对张招待运用责任交给军统、中统两个单位，这两单位就其调查执行职责着眼，从张国焘的身上找出共党地下活动线索，竟使原居共党高位的国焘窘于提供及解答一些共党基层问题与线索，使这位有意从事整个反共大计的归降首脑，竟苦于‘作眼线’任务，但他只好以其所知予以应付。”
其间，经蔡孟坚介绍，张国焘认识了同为北大出身的朱家骅，因朱不久后即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于是给张搞了个“设计委员”的虚职，在部里有一张办公桌。张曾对蔡说：“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