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9)
其实，戴笠也早已注意到伙食质量下降的问题了，乔家才说：
“戴先生经常到大饭厅，和同志们一块儿吃饭，八人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大饭厅间中间放着两桶干饭，须自己去盛饭，不准别人侍候，戴先生也不例外，已经成了军统局的独特作风，大家都乐于这样做。因为戴先生经常到大饭厅吃饭，伙食好坏，他非常清楚，谁都瞒骗不了他。”
某次“总理纪念周”，戴笠说：“这一次在外面一个多月，回来以后，看见许多同志面容都瘦了，表现着营养不良，这是我们当前的最大问题。”
乔家才说：“战时物价，有涨无落，有时涨得很快，规定的菜钱，无法买到所要买的菜，改善办法，不能增加同志的负担，那就只有公家增加伙食津贴，来维持一定的标准。”
问题是增加伙食津贴，钱从哪儿来，对此，戴笠认为：
“我们抗战的基本政策，是拿我们自己的力量抵抗侵略，来求得民族的复兴，即是以自力求更生。所谓‘自力更生’，不仅是抗战建国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同时也是抗战建国最高的技术问题。”
乔家才说：“将近一千人的伙食，在经费困难，物价飞腾的情况之下，要想办得很好，谈何容易?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
戴笠在江山有个“发小”，叫做王华，曾在江山保安队当过兵，现在老家闲居。乔家才说：
“他（指戴笠）知道王华是位公私分明，办事认真，一介不取，千金可托的老实人，为了彻底改良伙食，自力更生，想到王华。”
乔家才回忆说：“二十九年春天，戴先生电知浙江负责人，要他到江山找王华。要王华挑选一批手艺人，木匠、泥水匠、铁匠、磨豆腐的、生豆芽的、养鸡的、喂猪的、种菜的，薪水比一般工资略微高些，一齐带来重庆。战时谋生不易，王华很容易地挑选了二十多名年青而手艺好的江山老乡，向重庆出发，开头每人每天只要五角钱的伙食费，到了衡阳，五角钱无法维持，加到每人每天一元，到了贵阳加到两元，越深入后方，越接近战时国都，物价越昂贵。”
原来，戴笠叫王华来，是要搞一次“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乔家才说：
“王华奉命在重庆乡间缫丝厂，管理种菜、养鸡、养猪、生豆芽、磨豆腐，指挥着由江山带来的那些干部，开始生产，供给千人伙食所需。自从王华到了重庆，日夜努力工作，军统局的伙食，不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同志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吃得好，精神足，近乎奇迹。在战时国都戴先生实行自力更生，就靠着王华带来的二十多名江山子弟兵，这批江山子弟兵，不但解决了伙食问题，修修补补也不要另外花钱。桌椅坏了，有江山木匠来修理；房屋破了，有江山泥水匠修补。他们忠心耿耿，为他们的戴先生工作而不倦，敌机对重庆大轰炸以来，房屋被炸毁；在军统局，上午炸毁，下午就修复，也靠这批江山子弟兵。”
对于戴笠的看重，王华由衷的感谢，乔家才说：“王华到了重庆，戴先生只给他一个少尉事务员，月薪四十元。王华不嫌阶级低，不嫌待遇少；他觉得他的儿时朋友，现在威威赫赫，局面那么大，还会记得他，要他千里迢迢，来到重庆，为抗战尽一份力量，已经心满意足了。”
除了伙食，还有一个难题——虱子太多，睡不好觉。
听着是个小事，但很难解决，虱子不像蚊子，几乎是无形的，防不胜防，戴笠严令总务部门想办法，一定要让虱子绝迹，不知骂了多少次“饭桶”，但虱子可不像他那些干部，骂几句就管用的。
最终，办法还是戴笠想出来的——他指示挖了两个大坑，大到可以将整张床铺、办公桌放进去，然后灌上水，在下面点火，等于是挖了两个巨大无比的“灶”，将所有的家具都定期放进去煮，不怕煮不死虱子。
乔家才称赞说：“治国犹如治家，家齐而后国治，戴先生不只是把他所负的国家责任做好，把他的机关当做家庭，治理的整整齐齐，有声有色，充满朝气，成为一个非常健全的有机体，为任何一个机关所不能比。他说：‘抗战究竟如何抗法呢?领袖指示我们两个最重要的根本方针：一个是自力更生，一个是以不变应万变。’戴先生对于‘自力更生’，做得非常确实、非常彻底。”
这时，乔家才又发现了新问题，还是电讯部门——抗战开始以后，电讯处发展的是最快的，因此问题也就最多。
在前述戴笠的工作“检讨”中，有这样一项：“电务人员技术生疏，且人数不敷分配，加以总台力量尚属薄弱，致呼应不灵，迟误殊多。”
这次的“迟误”非同小可——译电科积压了十七万字的电报。
乔家才回忆说：“译电科的重要干部刘杰和李良驾两兄，在武昌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去请他们改正电报的错误，几乎每天同他们接触，所以建立了很好的情感。我做了督察室主任，需要知道译电科的真实情形时，去请教他们，他们会实实在在告诉我。他们两位负责改正错误，而错误一天比一天增多，真是伤透脑筋，不知加重他们多少负担。译电科形成这种情形，是因为有经验的同志，调到各地工作，新招来一班十八九岁的青年，经过简单训练，然后派到译电科。这些新手，工作不熟练，三个人也抵不上一个人，而各地发进来和局里发出去的电报，又因工作的积极展开，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的电报都不能当天译出来，结果越积越多。”
这个罪名，如果按到“贻误军机”上，要掉脑袋的，译电科科长夏天放都快愁死了，又不敢随便跟谁说，“因为情报机构重视时间，一分一秒都在争取，一件重要情报，迟上两天三天，甚至几小时、可能失去时间效用，会变得毫无用处。译电科积压了十七万字，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乔家才说：“我请李良驾兄给我列一张表，把一日到十五日半个月里，每天积压的电报数字列出来，记得一日只积压了三万多字，以后每天增加，到十五日，积压增加到十七万多宇。我又请刘杰兄列一张重要电报延误时间表，我把这两张表整理过后，不加任何意见，标了一个题目，《半月来译电科积压电报十七万字》，编入督察报告。”
看到乔家才的“小报告”，可以想象，戴笠怒不可遏，当即痛斥夏天放，并抽调人员到译电科帮忙，连夜赶工。乔家才说：
“加夜班，除了子夜十二点钟开一次稀饭，还有四块钱的加班费，所以许多同志都很乐意干。这样加入加夜班，不到三天，所有积压的电报，肃清了个一干二净。
这样一来，可想而知，积压的电报虽然解决了，但乔可是把夏天放给“坑”到家了，夏觉得乔给他“使绊子”，对乔“很不谅解”。对此，乔觉得：“我一向做事，不求别人谅解，这一次则必须弄清楚。”
他回忆说：“每年夏天，天放兄都闹一次湿气，行动不得，躺在寝室的床上，瞪着两只眼睛看天花板。我特意跑到他的寝室，去看他的病，他看见我走进他的床铺，把头扭里面，表示不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