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9)
许剑农是湖南澧县人，军校四期毕业，在入伍生队时，与王兆槐、唐生明、丁希孔等人是一个连的同学，此外他这个连还出了一个日后的大人物，那就是陕西华县的胡琏。
毛森说：“嗣因上令加紧监视沪杭线日军调动，因日军无论南进浙东，或对华东其他地方用兵，部会调用沪杭线车辆；胡朴人原籍海盐，对沪杭线有广泛社会关系，又在硖石等地办过报纸。即询其同意，调任嘉兴组长。”
胡朴人虽然没有干过特工，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但他在浙江的人脉关系很广，“上手”很快，毛森说：
“胡到任后，即于二十七年农历岁末，巡视嘉属各地实况。各地热血志士，给求参加杀敌除奸；胡虽文人，也自采取行动。而当时我的任务，是监视日军活动，不做行动；乃派黄恩松去嘉组，助胡情报业务。胡为掩护身分，谋得《杭州新报》硖石分社主任；该报社系浙江陷区唯一的一家报馆，由日本报导班仓田主办，以便控制舆论；实际负责人程季英、潘起凤、何治平三人，都是胡的老友。胡在长安镇设一办事处，安置黄恩松工作。海盐县治设在澉浦，伪丨警丨察局长即俞松林，硖石伪海宁丨警丨察局长孙某，伪邮局邮佐张某，都是胡部秘密工作员；胡之老友严伟，以记者身分，助胡探访敌伪动态。”
按：胡的这位“老友严伟”，日后差点要了毛森的“盒钱”。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许多特工人员都有新闻从业者经验，如前面说过的袁殊、刘启瑞，其实，记者与特工之间，原本就是相通的。军统干部李甲孚也当过小报记者，他曾说：
“情报一词只是经过判断的消息，早年有人把经过传播的消息编成新闻，二者不同之处，情报贵在秘密搜集，新闻则必须公开采访，和向公众报导出来。”
对胡朴人的工作，毛森非常满意，他说：“（胡朴人）同时运用沪杭沿线铁路工人及各站亲友监视车辆来往，日军一切活动，均在我们掌握之中。且因亲友关系，不给名义，不付酬劳，多系义务效劳，随时报导军情，克尽厥职。胡又常来杭州，帮助掩护、解困事宜。我被捕时，得其营救脱险之力甚大。”
除了杭州、嘉兴，毛森还在富阳、湖州、余杭等地设立了秘密情报组，他说：
“其他地区，我也同时积极部署，或加强，或新布置，无分寒暑，奔波不停，每两星期即跑破一双布鞋；在短期内，布妥严密情报网。”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人物，即所谓“直属情报员”。在回忆中，毛森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学者，之江大学教授殷太素。毛森说：
“之大因战事停课，殷负责留守，管理校务。已忘何人介绍与殷认识。第一次见面，他即送我一部圣经，页边烫金，可算高贵礼物。我虽非教徒，但对宗教很崇敬，因我病时在教会医院，都得到细心医护，不像公立医院官僚对待。我与殷数度接触之后，深感其爱国热忱，过分流露，很易失事；且以他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独留校内，必引日人之注意；故与其来往，特别小心。”
毛森回忆说：“因日人将对东南用兵，正积极修复钱江大桥，派来几个桥梁专家，在之江大学内设立办事处，研究修桥计划。该桥本为联络本省东南之枢纽，建成不久，即因抗战开始，杭州撤守而自行破坏：桥梁一段炸断，一头斜落水中，另一头仍旧连着成四十五度；桥梁没有整段掉落，桥墩也没有炸倒。日工程师有时还向之江大学图书馆，借用工程书籍作参考。殷不断报告日人修桥工程之进行，找他数度往看，由此也得到一点桥梁工程常识。”
另一个正相反，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员了，这个人叫凌佩绅，是杭州市伪警局侦缉队侦探。毛森说：
“（他）能深入各阶层，尤其日伪勾结为非作恶的丑行，车夫、佣工、娘姨的隐私，日军调动的征兆，如：准备营房或开拔后打扫，粮秣集运，武器装备，转运车辆、船只的调派等，零零碎碎的报告，摘要撷精，常能发现日军动向的极重要情报。”
毛森回忆说：“当初听他满口俚语：鼻涕阿二说，羊肉阿根报告，伤兵老三谈起……实觉毫无意义；细细体味，才知含有重要数据。也渐发现这些绰号难听的下三烂，也是地头蛇的风云人物；凡深入杭州下层社会的人，谅多知道一些。”
毛森还说：“凌非特供给可贵的片缣什锦，也常对同志便利掩护。我的脱离虎口，也是他的引导带路。他对国家尽忠到底，未得丝毫酬报；我任上海丨警丨察局长时，曾来沪看过我，可惜当时职责繁忙，连话都没有说上几句。”
通讯是地下工作的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因为最易暴露。毛森说：
“我的电台，设在凤山门外鼓楼前太庙巷十一号朱文友大宅里，由朱妻开设人力车行为掩护。上级先后派来报务员卜文光、陈某、周某等，技术都很精良，天线盘在屋沿壁间，收发报机隐藏天花板内；有时即在天花板内工作，夏天一百多度，苦熬酷热，外面看不出丝毫痕迹。二个半瓦特的小型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畅通无阻；所困难者，电池不易补充。我们电台都用直流电，电灯的交流电不能用。战时买不到蓄电池，我们用小电池（即手电筒用的电池）连接起来使用。但在战时管制之下，大量购买小电池，也易引人注意，只好暗托亲友搜购。徐躬锄夫妻，代我们先后买得最多，也买过收发报机零件等。”
毛森还说：“此外，尚有一个空军秘密电台，也受我指挥，设在三元坊，每天报告气象。我们电报，也可交其拍发。我的内外勤，次第布置完成，敌军一举一动，都能及时获得报告，立即电告上级。这时上级刚由汉口迁重庆，为了注视日军占领武汉后下一步行动，对陷区情报特别重视，随时可以联络通报。我的情报，上级极端重视，屡蒙嘉奖。”
毛森的工作开展得很顺手，与内勤胡德珍的助力是分不开的。毛回忆说：
“胡德珍同志调来之后，帮我翻译重要电报，处理机要业务；凡人事调动，工作策划，打入及收买敌伪内线，预防突变对策等，我都和她商办。她思虑周密，遇事镇定；虽尚年轻少女，堪称慎谋善断，处变不惊。”
此外，毛森觉得，胡的性格与处事，正好与自己互补，他回忆说：
“我自知个性是阳刚型的人，性急心直，有时为求速成，不免草率；在好的方面说，工作效率高，立见事功，这是我一生成功创业之动力。在坏的方面说，草率决定可能偾事；有些事我认为应当做的，没有多加考虑，即着手做了，常常后果欠佳，也常得罪上级，被指独断专行。”
毛森说：“这种个性，除天赋之外，我对军事学上名言‘遇事紧急关头，与其犹疑不为，不如错误果行’，对我影响很大。明知凡事不能草率决定而行，但此观念挥之不去，总觉事事应立果断；每遇难决事情，唯一办法，乃是睡一夜，明天再说，所以常在梦寐中思虑事情。胡的长处，刚刚补我所短。”
至此，毛森与胡德珍的一段情，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刻。毛说：
“（我）对她由欣赏而生爱意。自思如能得其为偶，对我工作事业帮助甚大，为人处世，也能得其随时规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