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6)

特务总队有点像军统当中的“宪兵”，因此，军统内部人一听说是“望龙门的”（特务总队队部设在重庆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马上就会矮三分。沈醉说：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找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沈醉还说：“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凡军统抓到的人，首先都到送到特务总队望龙门看守所，因此这里被称为“小学”，沈醉说：

“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沈醉当时任重庆市丨警丨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回忆说：“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因特务总队负责军统局本部的警卫，因此如有集会如“总理纪念周”等等，均由王兆槐负责组织，乔家才说：

“政府迁都重庆，王兆槐任军统局的特务第五团团长，负责委员长暨全局的安全责任。每次总理纪念周或各种集会，都由他担任指挥官。参加纪念周的同志。经常在一千人以上。这一千多人的服装是各色各样，戴先生是要在不同中求统一，在形形色色中整理出秩序，变成整整齐齐的队伍。他要按照各种服装、各种颜色，各归一起，按着高矮，排列成行。因为不是部队，没有班长、排长，没有连长、营长，全靠指挥官一人，要把这一千多人整理出头绪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兆槐却切切实实做到了。”

戴笠做事，一向亲力亲为，对于“四一大会”这样一个“八载难逢”的重要事情，自然更不能放松，真是事必躬亲，每个角落都观察到。当时在戴身边当秘书的王蒲臣回忆说：

“民国二十九年在重庆开过两次盛大隆重的大会，那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是四一大会，纪念团体成立八周年，一次是欢迎敌区归来的同志。在筹备这两次大会当中，从会场的布置到什么地方贴什么标语，都要经过戴将军实地的视察和再三考虑过后才作决定，甚至聚餐的菜单都由他自己开出。总而言之，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自己过目，可见他对每件事都非常切实。所以在戴将军下面工作的人，任何人不敢欺瞒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来蒙蔽他、欺骗他。不像其他大人先生们批一下‘交某某办’就算了事，下面到底怎样办，一概不知。”

对此，乔家才回忆得更细，他说：

“开会前两天的下午，我陪同他巡视会场，他对许多地方不太满意，都依照他的指示，一一予以改正。有时他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贴一张标语，接着又问我应当写句什么语句。我的答复，很难使他满意，过一会，他会想出最合式、最高明的句子，让我记下来，交给布置会场的同志。”

据乔回忆，军统局的许多“理念”，都是在这次大会前，由戴笠亲自提出来的，如“任劳任怨，苦干苦守”、“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等等，日后都成为军统的“局训”。

此外，对“司令台”上的对联和横批，戴笠非常重视，几经研究，最后敲定为：

“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

“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

横批：“我们的工作是血泪写成的”

乔家才说：“戴先生对这幅横条非常满意，因为这十一个字不但写尽整个工作的辛酸和艰难，而且醒目刺激。‘创造光荣历史’一联，最先拟定是‘继续光荣历史’，他再三推敲，觉得‘继续’两字不够积极，后来改为‘创造’两字，他才表示满意。”

对此，王蒲臣认为：“有些人认为他未免过于管事，像这种零零碎碎的事，何必要他管呢?其实戴将军的做事，每一件事都不是点缀凑热闹的，而是每一件事，不论大小都有他的用意。处处都给人家以一种教育和训练的机会。正惟人家不注意的事他都注意，一切都成竹在胸，所以他才能担当得起国家的重任。

到3月31日，也就是开会头一天的下午，麻烦事来了——戴笠认为司令台“不够气派”，责令拆掉重建！

在回忆中，张赣萍也曾提及此事，他说：“为开纪念大会，临时扩大加建一个讲台在礼堂里。战时物力艰难，仅以木柱、木板等材料搭建一个大讲台，以备纪念会及游艺节目表演之用。建好后，他来巡视，只见他走上讲台，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独自在台上跳来跳去，当时都感莫名其妙。但等他跳完了，即下令拆了要从新建过，因为他发现一个人在上面跳动时，台板及下面的支柱横梁，均有轻微的动摇。他由此类推，这个讲台可能承受不起百十个人的重量；也可能会在纪念大会或游艺大会举行时，发生台面动摇或‘塌台’的危险。”

戴笠还特别说明：“杀敌致果的事可以冒一万分危险去进行；像这种喜庆式的纪念大会，则不可冒万分之一的危险，而造成可能不愉快事件发生的后果。”

这下大家可傻眼了，郭斌是军统的总务专家，他认为这根本不现实，但又不敢说。刘启瑞听说此事，赶紧瘸着腿跑来了，跟王、郭开了个现场会，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

“戴先生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不可能的，也得变成可能：做不到的，也得做得到。”

乔家才说：“立刻拆掉已经搭好的司令台，召来加倍又加倍的工人，按照戴先生的指示，从新漏夜着手搭建。郭斌、王兆槐一夜没有睡觉，刘启瑞也陪着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戴先生来了，看了看重新搭好的司令台，笑了。刘启瑞、王兆槐也跟着笑了。”

乔还由衷赞赏道：“戴先生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一点也不能马虎，做不好重来。跟他工作的同志，自然而然都养成一种事事认真的习惯，做不好绝不放松，改建司令台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