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26)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讲话打盹”事件的影响，总之，戴回到重庆不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首先，兰州站站长王孔安被派到兰训班任政训组组长。

在军统的各个训练班，除去代行主任职责的副主任，下面就要数政训组组长了，这是各训练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对此，王世杰说：

“（兰训班）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人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接着郑锡麟又来了。赵长金回忆说：“当王孔安升任兰训班副丰任的前夕，军统局局本部训练科长郑锡麟来班视察，到处吹毛求疵，横加指责。”

按：军统局训练科长原由刘培初以督察室主任兼任，就在前述“抬轿子”事件后，刘愤而辞职，接替他任训练科长的就是郑锡麟，此后训练科升格为训练处，郑以此挂上了少将军衔。

当时郑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话不好听，是‘吃大菜’。如果‘老板’来视察工作，这‘大菜’就成‘小菜’了。他的话才叫‘大菜’呢。不吃也得吃!”

郑锡麟的话，好像一个信号，不知道是给学员听的，还是给刘璠听的。

——没过多久，刘璠就给撤职了。赵长金回忆说：

“他（指郑锡麟）回重庆后，局本部派胡靖安来到兰训班，召开全班师生大会，当场宣布命令，兰训班副主任刘藩另有任用，应予免职，遗缺由政训组组长王孔安递补，学员延期三个月毕业，速拟教育计划，报局备案。”

这时，按原定计划，第一期学员应该毕业了，赵长金说：

“1939年夏，第一期学员按照学习规划，包括实习在内的全过程，受训结束。每人发给服装费30元。我在百货商店买了一套毛料学生服，准备分发后到社会上工作时穿。同学们都满怀喜悦的心情，盼望主任前来丰持毕业典礼。孰料王孔安摇身一变，由上校政训长，一夜之间升任了少将副主任。全班官生，均为之瞠目。”

赵长金回忆说：“事后传出小道消息，王孔安向戴笠打小报告，告刘藩教育计划失败，不符合上级要求，训练宗旨与组织要求，背道而驰，学员毕业出来不堪任用。戴笠采纳了王孔安的建议，罢了刘藩的官，并决定继续训练，延期毕业。”

王一接任，马上进行了人员调整，赵长金回忆说：

“王孔安上台以后，另订训练方案，采取军统传统教育形式，以所谓‘活着进来，死了出去’的戴笠恐怖主义精神教育学员。这一计划，得到局本部大力支持，相继派来汪祖华任政训组长，张树勋任总务组长，杨清植任大队长，周野萍、陈博生、傅有权分别任一、二、三中队政治指导员，陈一鸣任情报教官，许政任爆破教官，黄粹柏任教务股长。重新调整机构，人事调动频繁。”

赵长金回忆中的“陈一鸣”即前述之程一鸣。

程原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调到临澧特训班任情报教官，后随该班先后迁徙至黔阳，在此期间程将其授课讲义编纂成为《情报学》专著，后成为军统各训练班的通用教材之一。程回忆说：

“复兴社特务处出版过由王新衡、傅胜蓝合译苏联出版的《契卡?格帕乌》；由中国***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郑介民写的《军事谍报学》和程一鸣写的《情报学》，作为各特务训练班学员必读的书籍。”

此后，程因反对体罚学员，并在课堂上散布不满言论等，于1939年11月5日被戴笠送到息烽阳朗坝监狱关押，后转白公馆。

1940年4月1日，在军统每年例行的“清理积案”中，程一鸣获释，并调兰训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后升任总教官。

同时，王孔安改弦更张，将刘璠那套过于“西化”的作风革除，代以军统的“老一套”，特别是强化了带有浓厚军统“团体”特色的政治说教。赵长金说：

“（王孔安）对学员着重贯彻所谓‘革命大家庭’，以极端封建的家长制度教育学员。讲军统在蒋介石的亲自领导下。是最革命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社会上至高无上。只要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成终身职业。工作绝对秘密，即使妻子骨肉，也不能泄露秘密。如若明知故犯，要受组织纪律处分，轻则禁闭，重则秘密制裁。“

“除此而外，积极灌输专业技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如政治总教官万异，专讲《人生哲学》，政训组长汪祖华讲授《党派组织史料》。警政系以学习丨警丨察课程为主，兼学情报和爆破。情报系、爆破系、俄文系和电讯系，则专学技术知识。但是必须学习政治思想和有关政治理论课程，这是一门必修科，作为受训学员精神食粮的。”

这时已经是1939年秋天，第一期延期的三个月也过去了。赵长金回忆说：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延期训练过去了，但仍然听不到毕业的消息。半月后，王孔安在纪念周上掏出一纸电报宣布：因主任不能来兰主持毕业典礼，继续延长一个月。如此一月又一月的延长了三次，毕业还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第二期新学员亦已到齐，急待入伍训练。”

第二期就是宗化民他们这一期，他们也是1939年秋天集结到兰州的，结果因第一期延期分发，第二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校外临时住“招待所”。宗化民回忆说：

“兰训班新生招待所设在兰州市西梢门外一座古庙太清宫内。招待所内部很简陋，没有什么设备，招待所管理员(或队长）住两间普通房(办公及他个人住宿)，庙宇殿堂泥胎神像前铺干草作宿舍招待新生。让前来报到的第二期新生住招待所一是因校本部还住着前一期的学生正在训练，没有多余房子；二是要对各地招来的新生在来复试入学之前作多方面的考核。”

刘培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戴笠派来“安抚”第一期学员的，他回忆说：

“一个息烽特训班。（先在临澧，后迁黔阳、三迁息烽，均以地方为名。）一个兰州特训班，都是抗战以后，戴雨农先生精心培养的。他把这两个特训班，视如拱璧，珍惜得无微不至。可是他的工作太忙，东南西北的大事，无一不要他去亲自部署指点。使兰训班第一期，毕业的时间，一延再延，受训的学员们，再有耐力：也不能再耐了，随时拿些小问题，向管理他们的干部出气。快过年了，而东南事急，又非他亲往不可，乃告诉我说：培初兄，你马上代表我到兰州去一趟，把兰训班不安静的情绪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