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00)

因行文关系，对“昨日军统(500)”进行了重新编辑，有点小变化。

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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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在特工路上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袁殊，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劫难——“怪西人案”。

我们知道，“怪西人案”的主角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叫做约瑟夫?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而被时人称为“怪西人”，袁殊怎么会被他牵扯进去，这事要从袁的联系人王子春说起。

原来，早在1935年初，即袁殊从日本“观光”回来不久，王子春就失踪了。袁龙说：

“据袁殊自己说，他是1935年初和王子春断了联系的，当时苏州法院开始审讯共产党打狗团，袁也怀疑过王被牵连了进去。出于性急他要求夏衍帮他接上关系。”

按：夏衍时任中共中央文委电影组组长。

在夏衍的自传体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忆及此事：

“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工作，这是我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求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问没有来往。大概在1933年春，他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

按：夏衍所说“大概在1933年春”，应属记忆有误，提前了两年。因袁殊于1934年7月去日本“观光”，是经过王子春批准的。

蔡叔厚，1898年生，浙江诸暨人。

蔡是日本留学生，学电机的，1924年回国，次年在上海创办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他的公司资助、掩护党的活动。

1929年，因地下工作需要，“特科”派李强负责组建秘密电台，派蔡协助工作，由是，蔡叔厚调入中央“特科”，并与李强一起成为中共“无线电双雄”。

1932年，蔡叔厚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

夏衍回忆说：“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

袁殊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袁龙说：“正当转信进行之中，王的一位助手(当时化名陈某、山东口音)又和袁接上了关系。他和新关系人相约建立了一个临时见面处，租下了在麦根哈斯特路一个普通弄堂房子的亭子间，并安排一个不知情的中联社记者沈千里晚上住在那里，但前后不过十天光景就接到通知说另有新的工作任务了。解放后袁殊才知道那位临时联系人就是刘长胜。”

袁龙这段话，没太说清楚，需要解释一下：

“正当转信进行之中”，是指袁殊托夏衍帮他与中央“特科”联系当中，忽然来了一位山东口音、化名“陈某”的人，来与袁殊联系，自称是王子春的助手。解放以后，袁才知道这人是刘长胜。

刘长胜，1903年生，山东海阳人。刘也是工运专家，此前一直在苏联工作，1935年4月才回国。

从夏衍和袁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蔡叔厚接到袁的请求后，即将他的工作关系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其时，恰好刘长胜从苏联归国，于是即充当了袁的临时联系人。不久，袁即接到了“新的工作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共产国际的任务。于是，袁殊的身上，又多了一重背景，从中央特科，到岩井英一，这已经是第三重了。

共产国际还给袁殊派来了新的联系人，这人叫“小李”，与王子春不同，小李只负责传递信息，但不负领导责任。

仅仅一个月，“怪西人案”就发作了——1935年5月5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干部陆海防被捕。

抓获陆海防的就是沈醉，他回忆说：“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指陆海防），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

这次行动还是沈醉执行的，他回忆说：“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

——5月23日，陆的“上级领导人”约瑟夫?华尔顿被捕。

当“怪西人案”在报纸上披露时，袁殊并不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系，这是因为：“小李转送来的指示信不署姓名，但字迹非常潇洒漂亮。因此除了小李之外，袁殊根本不知道他的实际领导人是谁。”

袁龙说：“案发没几天，他得到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的党内老朋友的通知说此事可能要牵连到他，要袁殊设法通过新闻界的关系全力打听案情，特别是怪西人何时引渡到华界当局。袁殊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袁找到两个专门刺探内幕消息的记者蒋道宗、蒋宗义，有意识有目的的与他们胡扯，看到他们对案情一无所知，最后只好点破话题拜托他们去了解情况。以往想要了解什么事，通过新闻界的关系总能如愿以偿，此次二位包打听又满口答应，袁殊原以为会有消息的，几天过去了，想不到什么也没了解出来。”

没办法，袁殊又去找那位“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的党内老朋友”，说：“一点头绪也没有。”

袁龙说：“那位老朋友要求袁殊暂时断绝一切旧人往来，做好必要时远离上海的准备、并继续了解情况。”

进一步的消息，袁殊没等来，却等来了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新衡。

袁龙说：“正在此时，军统局王新衡以朋友身份到外论编译社来找袁殊。王新衡是浙江慈溪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但不是中共党员，此人是军统老特务，晚年在台湾任立法委员之职。王和袁同年生，当时不过二十四五岁光景，他们的相识是由方焕儒介绍的。”

按：王新衡生于1908年，此时刚刚接替吴乃宪担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不久。

袁殊的公开身份是“记者”，因此社会交际很广泛，什么人都认识，他与王新衡，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朋友。袁龙说：

“袁殊和马景星分居后，租住在环龙路林达场15号带家具的公寓房而王住在林达场l7号，那时王没有结婚，袁、王二人都单身，有时同去咖啡馆，谈的都是个人生活私事，因此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