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99)

为了二次见吴，王子春指示袁殊制作了一份简历，简历的主旨是要“表明厌倦左倾活动，愿做普通市民的愿望”。此外袁还准备了一份“工作意见书”，投吴醒亚所好，提出“以团体对团体，以情报对情报”来镇压工学运动的“工作建议”。

吴看到袁的“意见书”，连说“很好很好”，并问袁以何为生，按照王子春的要求，袁说：“毫无办法，只靠卖稿为生。”

吴听了说：“你搞文学活动又没有作品，以后不要搞文化活动了，跟我干怎么样？”

袁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表示：“愿跟吴先生干。”

袁龙回忆说：“吴随后表示袁的月薪150元，以后再酌情增加，工作任务是帮助吴打听社会消息，但不算社会局正式人员而算吴私人任用的人。这也就是说，袁殊加入了吴醒亚的湖北帮。”

从此，袁殊就算是吴醒亚的人了。吴是反共分子，这谁都知道，很自然地，大家对袁殊产生了疑虑。楼适夷就曾向冯雪峰（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反映过袁的问题。冯听了说：“不要管他，潘汉年交待给袁殊另有任务。”

据袁殊回忆，在某个场合，他曾对楼说：“今后我很可能在社会上身败名裂，到了那时我们老朋友还是老朋友。”

此后，袁殊又成为“干社”的骨干成员。袁龙说：“干社成立于1933年5月，成立时50多人，社纲章程是方焕如起草的。社名是吴醒亚敲定的，在成立大会上吴醒亚大讲‘苦干、穷干、硬干’所以叫干社。干社的领导机构称为理事会，吴醒亚是理事长，潘公展是副理事长，吴开先是监委会主任，理事有l0多人。”

“干社”即“c.c”系的外围组织，由此，为袁殊日后搭上“中统”这条线，埋下了一个伏笔。

“干社”下设四个股，其中总务股长是陈果夫的堂弟陈宝骅，情报股长即袁殊。还有个行动股，股长就是正在办《社会新闻》的李士群.

对于李士群，袁殊并不陌生，袁龙说：

“袁殊和李士群当时混得很熟是有原因的。1932年下半年，上海出版了一个反共的旬刊《社会新闻》，实际负责人是丁默邨，编辑只有两人，一个是唐惠民一个是李士群。此二人均是共产党的叛徒，唐叛变革命后供出了许多共产党人。王子春指示袁殊要严密监视《社会新闻》，而该刊物所在地恰又在《外论社》的对面，所以袁殊和李士群等人成了‘朋友’。李当了行动股长后，王子春又指示袁殊要严密监视李士群，所以袁了解一些李当时的所为。”

就这样，经过一番闪转腾挪，袁殊由一个“文化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党棍”的手下，开展工作方便的多了，于是王子春指示袁殊，让他向吴讨一个公开身份，以便活动。

吴听了，即将袁推荐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袁龙说：“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遁天下入地，袁有了记者的职业掩护后可以自由采访社会新闻，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从而了解一些国府要人内幕。”

正是由于有了“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袁可以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了。袁龙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反日情绪遍及全国，民众抵制日货对日人深恶痛绝。上海的领事馆每开记者招待会总是门庭冷落，到会记者寥寥无几。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但国共两党都要了解日方消息，新闻业务也需要了解日方消息，由于上述原因王指示袁坚持出席日方的记者招待会，设法引起日方人员的注意。”

这样，袁殊结识了日本领事馆的一个“中国通”——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1899年生，1921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第18期商务科。

毕业之后，岩井即进入日本外务省，先后被派赴日本驻重庆、汕头、长沙等地领事馆工作，1932年5月被派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部工作。

袁殊结识岩井，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根据王子春的指示，袁殊跑了几趟日本领事馆，但未引起日本人的关注。于是，王指示袁带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方招待会，在“漫不经心中似无意地”给日本人留下懂日语的印象，以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袁殊依计前往，果然引起了一个日本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岩井英一。

于是，岩井过来用日语对袁殊说：“你原来懂日文啊”

袁殊笑而不语。岩井接着说：“了不起、中国懂日文的记者很少见”。

袁龙说：“（袁殊）二次去日本领事馆时岩井便主动前来攀谈，问袁殊在日本驻过几年，在哪所学校读书，对日本风俗是否习惯等等。袁殊顺口应答说没去过日本料理。岩井马上抓住机会邀请袁殊去日本馆子吃日本菜。”

此后，岩井经常借着吃饭与袁殊聚会，慢慢熟了，就试探着让袁帮他搜集情报，问袁“有没有办法搞到一些不公开刊出的中日关系消息和其它内幕消息”。

因袁殊认识上海新闻检查所所长陈克成，可以看到被该所扣发的油印新闻材料。于是即回答说有办法。

岩井一听非常高兴，说：“好得很，你把油印材料拿给我看或者你看过后记述给我都行”。

袁龙说：“袁殊也提出了交换情报的条件，要求岩井把日方消息首先告诉袁。岩井满口应允。从此他们两人建立了交换情报的私人关系，这是l933年初的事情。以后袁殊也请岩井到新雅酒店吃中国饭，他们两个成为私人朋友。”

有了岩井的内部消息，袁殊一下成了“名记者”：“当时中日之间正进行着货币兑换率和关税问题的谈判，有关谈判的消息成为新闻界的抢手货，袁殊有岩井的渠道，对于谈判消息报导得又快又准，而日方政府人事更选的消息也非袁殊莫属，因此袁殊在上海新闻界一下子红了起来。打通了日本领事馆的渠道，吴醒亚也重视起了袁殊。”

袁与岩井认识了大约半年以后，某次，岩井忽然提出：“袁先生和我交往许久了，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每月200元怎么样?”

岩井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非常明确，即雇用袁殊为他的情报人员，袁龙说：“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请示汇报，袁殊沉吟片刻，想到王子春积极策划他和日本人联系，就不太坚定地说了一句‘可以吧’。”

经向王子春汇报，王完全同意，并要求袁将此事汇报给他的另一位“老板”吴醒亚。

至此，袁殊身上的背景又多了一层。袁龙说：“他是日方情报员和吴亚的情报员又在王的领导下做党的秘密工。吴知道袁与岩井的关系，岩井也知袁和吴关系，但岩并和吴都不知道袁和王子春的关，王掌握指挥全盘情况。”

岩井的安排还在进一步深入，1934年7月，他忽然问到袁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暑期快到了，想不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想不想去看看王莹？”

按：王莹于1934年3月赴日本自费留学，次年春回国。

袁龙说：“岩井愿提供l000元旅费让袁殊到日本做1月游。袁将此事报告给王，王表示不管岩井目的何在都应在中日关系紧张时亲自到日本了解社会情况。当时何梅协定过后不久，中日关系紧张微妙，吴醒亚也认为到日本实地考察民情是个难得机会，吴也提供1000元旅费。袁殊第二次到了日本。”

在日本，袁殊会见了不少人，如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还有喜多诚一、今井武夫等人。回来以后，袁写了一个“报告”交给吴醒亚，以此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