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97)

据袁龙说：“由于袁殊思想行动左倾，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例如胡戆珠之流早就认为袁殊是共产党员，其实袁殊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31年10月份的事。”

袁龙说：“袁殊最先向夏衍表示过希望政治上能提高一步，也许表示不明确吧，夏未置可否。加入文总后，袁殊和朱镜我接触很多。袁对朱提出了口头申请。”

按：朱镜我，1901年生，浙江鄞县人。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左联”负责人。

某次，袁与朱外出，袁见四周无人，即问：“加入‘前卫’的条件是不是很高，我能否加入‘前卫’?”

朱回答说：“这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周围环境的人对你的评价。”

袁龙说：“四个月后，潘梓年通知袁殊说某天中午12点到静安寺路爱文义路口一家高级咖啡店去，有人要找袁殊谈话。袁殊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后，走进了以前从没进去过的高级咖啡店。12点时分的咖啡店内空闲寂静，除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旁坐有两个人。袁殊认识其中一人，另一人不认识。”

认识的那人就是潘汉年，据袁龙说：“以前袁殊只闻其名不知其人，有一次袁和冯白驹(冯铿之兄)在良友图书公司时看到一个人，冯指告袁说他就是潘汉年。后袁殊到一个国际商会去看辛酉剧社袁牧之等人排戏，进去时恰逢潘汉年出来，两人打了个照面。但是潘、袁两人从没讲过话。”

见到袁，潘请他坐，侍者端上咖啡后，潘即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说着，潘指着另一人介绍说:“他就是今后和你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同志。”

袁回忆说：“王子春长得又高又胖，后来袁殊和马景星私下常称他为王胖子或大块头。”

接着，潘问袁殊：“生活过得怎么样？”袁殊回答说：“马马虎虎可以应付。”

袁龙回忆说：“其实当时袁殊仅靠卖文为生，要养活母亲、弟弟和自己，生活是非常不安定的。当时的袁殊有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念，怕说生活不安定遭人笑话，反映出袁殊当时思想上尚存稚气。”

接下去,潘、王二人开始“轮流谈话”，袁殊只是“默默地听着”。

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其中有些内容，给袁殊的一生都定了调子。

潘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要做的工作是保卫组织的秘密工作。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保密。”

在谈话中，潘向袁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要求：“从今以后，你要慢慢褪掉红颜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再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王子春进一步警告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事，你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你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王很严肃地提示袁殊：“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分子的罪名而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听到这里潘接着说：“只要始终守着信念，纵使牺牲也要无所顾及，敌人现在有政权势力会使用金钱美女手腕，我们只有最坚强的马列主义，但是我们能挫败敌人对前卫的阴谋。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今后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王子春说：“今后在你所遇到的反动环境里如需要花钱买对组织有价值的材料消息，组织是不吝惜金钱的，但一般情况下组织不会给钱。记住，从今以后你要做白皮红心萝卜，在反动环境中爬得越高对秘密工作越有利。”

袁龙回忆说：“潘、王二人询问了袁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反动阵营中有无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袁殊自办文新以后就和胡抱一断绝了来往，初出茅庐的袁殊一时想不起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潘、王二人要他慢慢想、好好想。”

许多人以后，忆及当年这次谈话，袁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在整个为时不长的谈话过程中，三人的神情始终非常严肃，三人面前的咖啡谁也没有动一下。”

袁龙评价说：“少年时期的袁殊是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袁殊幻想着社会人群中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生活；他欣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自由与面包》所描述的社会生活，即不受干涉，不成立组织派别，根据个人意愿去选择职业和前途而不会遭到不平等待遇的空想社会生活。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书籍，从恩格斯对圣西门理论的批判中，袁殊初步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从理论上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后来一年现实阶级斗争的磨练中，袁殊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这一段历史潘汉年完全了解。”

从这一天起，袁殊就成为一名“前卫”了——这是他“多面”间谍生涯的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背景。袁龙评价说：

“袁殊在外侮内患的动荡时局中，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当晚，兴奋不已的袁殊在青年人的纯情驱动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景星，同情革命的马亦为他政治上的提高而更加敬重袁殊了。”

袁龙还说：“但是，漫漫的人生之路是坎坷不平的，袁殊走过的人生之路也有过几度大的回旋与曲折，到了盖棺论定时，我们后人毕竟能够说：袁殊的一生基本上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终究实现了少年立志革命的初衷。”

加入“前卫”之后，即由组织上对袁殊进行特工训练，王子春找来一位“姓赵的四川人”，“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秘密联络的方式”。袁龙回忆说：

“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袁说赵老师教给他传递消息时，在数字上要有规律地加一减二地变化。例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则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则实指午后两点见。训练两个月后，袁即和王正式秘密接头了。”

此时，袁殊终于想到了一个可供利用的人——胡抱一，对此，王子春认为“有文章可做”。于是袁找到了当时在也上海的胡抱一，说：“办《文艺新闻》喊口号喊腻了，想过平和生活，前来讨事做。”

胡听了，即带着袁殊去见王亚樵。

袁龙说：“王亚樵和胡抱一是江帮同辈兄弟，胡排行老二，人称胡二爷；王排行老九，人称王九爷。王和胡都是孙中山的学生队队员，都信仰无政府主义，故彼此熟知。不过他两人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仅限于知道代表人物的姓名和该主义的大略要旨而没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

王亚樵见到袁殊，即说：“既然是干新闻的还是吃新闻饭，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报纸要人帮忙。”

袁殊回忆说：“这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名为《公道日报》，报的主持人叫毕瑞生。毕很不负责，报纸办得乱七八糟，袁殊接管办了一个时期，小报由公道印刷所承印。”

袁龙曾评价说：“早年的袁殊是否适合做情报工作我不清楚，而晚年的袁殊性格却充满了干特工职业的特点。”

事实上，在当年，刚出道的袁殊确实还嫩点——没几天，他就把事情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