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的问题，在前面《京沪区与汪精卫“还都”》章节中曾经简单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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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开会之前，已经有人对与会的“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进行“杯葛”。金雄白回忆说：

“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金雄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国民党与北洋的问题（同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民国”，国号虽然一直这么叫，但实际上分为两段，从1912年民元，到1928年底，是“北京政府”时期，亦可称为北洋军阀时期；到“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开始。

因此，我们无妨以1928年为界、把“北洋”与“民国”看成两个“朝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代表“维新政府”的安福系梁鸿志等人，就成为“前朝遗老”，与那些推翻他们的“国民党的老党员”，完全是两类人，难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汪集团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组府”是“还都”、是“救国救民”；而梁鸿志等人抢先成立起来的“维新政府”，则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是“汉奸”，因此“羞与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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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太细，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昨日军统(487)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参加工作八年以来，一向担任外勤，对于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文，简直是外行。所以就不得不请教于毛人凤先生了。”

毛人凤对陈恭澍很好，陈回忆说：“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上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毛人凤还教他怎么“当官”，陈说：“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

此时的陈恭澍，当然还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他的一条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毛人凤的手中！

不久，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好友毛万里从上海打来电报，说已经将陈的家小从北平迁到上海，让他放心。陈感慨地说：“别看只是这么一纸电文两句话，其中，万里兄却作了两项担当；第一，以公报发私电，违纪；第二，他怎么知道我在重庆？泄密。这都是不许可做的事呵！单就私谊来说，这就是珍贵的友情。”

陈恭澍说：“我在局本部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已渐渐觉察到这个第三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名誉职’而已。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不获上级重用，的确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事实上，坐在那里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件公文，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业务需要处理。有时，毛人凤先生看我闲得无聊，也好意的分个两三件文件给我看看，说得难听一点，解闷罢了。”

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一气之下，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不干了。正在这时，又来了一纸命令，让陈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时间是一个月。

——就在受训完毕的当天晚上，陈恭澍意外地接到了戴笠的召唤，他回忆说：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

陈回忆说：“通知中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行的邀宴性质了。

陈恭澍说：“我和戴先生自河内一别后，虽然在防空洞中照过一次面并未交谈外，这是半年来首次聚晤，他面带笑容的和我握了手。在座的还有‘公馆秘书’潘其武先生等数位，都是熟人。出奇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客，不认识她是谁，更不清楚她的身份。因为有女人在座，气氛就显得不怎么严肃，又兼戴先生本人有说有笑，大家也就觉得不太拘束了。”

陈回忆说：“这顿饭连吃带喝，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心里虽然明知道必有所为，可是他却一点口风都不露，到后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放肆起来，我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竟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觉得好不痛快。”

吃晚饭，陈恭澍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准备告辞，戴笠示意陈“到他书房去坐”。

陈回忆说：“起初，我认为这回他必定会对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故态，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

戴笠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他这么说，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当然不容许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不得不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了，只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于是，戴笠“好象有难言之隐似的”问陈：“天木的事你不知道吧？”

陈一听这话，马上想起一件怪事：“他一提到王天木，我就想起当我代理第三处长时，曾收到一通王天木兄从天津发出的电报，文内大发牢骚，竟有‘王八蛋’字样出现，意思是在责怪当地单位不肯替他做这样、做那样，另外还有些啰哩啰嗦的闲话，当时我和毛人凤先生商议下来，就把这份电报‘存卷’了。我猜，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吧？”

戴笠接下来的话，依然是没头没脑：“天木这么做，大大出乎常情，尤其是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对此，陈恭澍分析说：“戴先生对于王天木的事，只说到此处为止。就不再说下去了。主要的，是因为到现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事态的真象，他还不相信所传的这一事实。”

这时，戴笠继续“面色凝重”地说：“你要继续河内未了的工作，进行对汪的制裁，关于这一点，你到了上海之后，可与万里兄联络，希望你们能合作。”

综上所述，陈恭澍的上海之行，任务有两项：第一，处理王天木的问题；第二，继续追杀汪精卫。

最后，戴笠说：“上海局势（陈恭澍原注：指的是我们组织上的）在你未到达之前，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会随时与你联络。”

这时，陈恭澍想起，他与“党政训练班”的一位同学“孔先生”还约好了第二天要见面，于是即请求“在重庆多停留一天”，戴笠听了，“毫不考虑”地说：

“目前情势紧迫，我们要争取时效，那里有功夫参与社交活动。又何况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连机位也订好了，并且已通知香港方面的同志为你安排去上海的船只，事实上已无法改期，我看不必了。”

戴还告诫说：“像这种应酬，顶好是越少越好。”

陈恭澍不敢再说，他回忆说：“戴先生和我的谈话因此而打断，也就到此结束。我原打算辞出以后先到兆槐持平兄嫂府上道别致意，同时也要整理一下行装，看看存在他们府上的那点衣物，有没有可以穿用的。谁知道戴先生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为我在旅馆订了房间，也关照管总务的替我置备了几件衣物，希望我好好休息一晚，以后加倍努力。”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夜，又不好睡，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不久之后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上海组织范围那么庞大，事情那么复杂，凭我这副身手，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还要完成未竟之功，想想看也会令人愁的睡不着。颠三倒四折腾了一夜，天一亮，习惯了早起，虽然没睡醒，也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没有隔多久，王云孙兄已经带着另一位同志帮我收拾东西，接我上飞机来了。”

一路无事，陈恭澍顺利抵达香港，准备从这里乘船前往上海。他回忆说：“到香港后，他们已经买好法国邮船‘霞飞将军’号的船票，停留一宵，第二天中午启碇。”

“辣手书生”在“欺近”——上海，有没有感到一丝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