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85)

于是郑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嘛？我不想去见他。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好了。”

随即郑又问：“刚才我也由丽都出来，怎么没有见到王先生呢？”

郑回忆说：“他支吾其词，察其神态，有点不大自然，而且时逾午夜，何以会在越界筑路之舞厅闲逛？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多少有点疑虑。在他起身离去之后，我用右脚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尖，并且说：‘明楚（即陈第容之化名）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不料因为乐队声音响亮，张璜竟未听明也未起身，我仍自己赶出去。”

郑修元说：“先在打‘兵戈’的小门内，侧身探首向外，忽见陈明楚停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向大门，背对舞厅，因此他未能发现我在他后面对他窥探。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上穿白色短衫，下穿黑色香云纱长裤，完全是一副上海白相人打扮。由于我所站的地点与他们还有五、六步的距离，明楚对那个大汉，又系交头接耳的讲话，我虽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内容，但立时感觉事态相当严重，可能对我有所企图。乃不敢再折回舞厅，于是疾趋打‘兵戈’的房间内，杂入人群之中。”

郑修元说：“一看见明楚偕该大汉进入舞厅，我便穿出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把头低下来，嘱司机驰向西藏路，当我车经静安寺路向南飞驰时，回首向后眺望，目相距不远，有黑色轿车，像在追踪似的。乃向司机诡称：‘我头痛得很厉害，请你开快一点。’”

“还好，当我们的车子在静安寺路转至西藏路时，再看后面，那部车子并未转弯追来，方才知道并无人跟踪我，稍觉宽慰。车抵西藏路，我在大中华旅馆附近下车，俟所乘银色汽车远去，再步行进入大中华旅馆。约莫喘息了二十分钟，惊魂稍定，便以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之张璜太太（她也是女交通）询问，张璜兄已返抵该处。”

郑修元令张璜来接听电话，并问他：“我看明楚好象有什么毛病吧？我走后情形如何？”

张说：“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至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也不大对劲。”

次日，郑与张璜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并问张，“得知如下情况”：

“明楚先带白衫玄裤之大块头进入舞厅，没有发现我之后，过了几分钟，又重偕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再度进入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都已找遍，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始悻悻而去。”

“翌日清晨，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他一发现张太太便问她：‘郑先生那里去了？’张太太答以：‘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哩。’”

郑修元回忆说：“根据上述两项情况，加以宵来之可疑举动，证以区部十四处工作机关之遭日寇会同捕房搜查，殆可证明陈明楚已叛变投伪！”

这样，经过郑和巡捕房“二刘”的努力，将陈明楚叛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仅“折”了王鲁翘一人。

事实上，王鲁翘是被王天木亲自设计诱捕的，诱饵就是他自己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亢子，一个叫王因子。陈恭澍回忆说：

“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陈恭澍说：“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也是这个时候，王家的二小姐王因子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此后，王家的两个女儿随王天木到上海就任，王鲁翘则与陈恭澍赴河内刺汪。

刺汪失手，陈恭澍回重庆接受处分，王则回上海继续追杀汪精卫。在此期间，毛万里将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也接到了上海。陈恭澍说：

“那么，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连系上的呢？细节说来话长，首先是毛万里兄派来上海后找到了内人；王鲁翘从河内调到上海后，归万里兄指挥；天木兄的二小姐因子在南京时就和鲁翘相识，据说此番异地重逢，过从甚密，时有约会；就这样一个牵一个的串连起来了。”

陈还说：“就我们的组织而言，这是不许可的，是违反原则的；可也是私底下在所难免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出的——

陈恭澍说：“有一天，万里兄、鲁翘兄，还有上海区会计白绳祖和内人四个人打麻将，不多久，王家二小姐因子打电话来给鲁翘，约他出去见面，大家都希望鲁翘不要去，他去了变成‘三缺一’是小事，现在正值多事，一夕数惊之际，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可不得了。鲁翘认为绝不会有问题，而且去去就回来，也不致使大家多等。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鲁翘就回来了。”

这一天，就是1939年7月14日。陈恭澍说：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又继续玩牌，没有再问长问短。只有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电话又响，鲁翘抢着去接，大家一听口气，仍然是二小姐打来的，鲁翘没说什么，放下电话就要走，万里兄耐不住了，也开口劝阻他不能去，并动以个人安危及于工作影响的说词，可是鲁翘认为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看得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赴约去了。这一去，中了计，回不来了。”

仅仅根据陈恭澍的叙述，当然不好断定，王因子就是日本人的帮凶，但很显然，王天木是利用了王鲁翘对自己女儿的倾慕和信任、给自己未来的“女婿”下了套。

不过，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多少日子，戴笠还要利用王天木的另一个女婿呢！

再说王鲁翘，陈恭澍回忆说：“起初，只知道鲁翘兄被捕，尚不知被何方捕去，后来才晓得是‘沪西歹徒’（上海人对汪伪特工的称谓）在日本宪兵队嗾使下，由日本方面知会法租界捕房，在马路上截住了王鲁翘兄的去路而加以逮捕。迨押至法捕办理‘褫解’手续时，法捕房因为也要照例问问话留一个记录，不期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汪案的‘通缉犯’。这么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通缉犯’，而鲁翘兄近乎自投罗网竟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

就这样，被捕的王鲁翘本应被日本人“引渡”，却意外地因他曾在河内参与刺杀汪精卫而被送往安南“归案”。因此陈恭澍说：“幸与不幸，很难论定，虽然免不掉一场牢狱之灾，但终究逃过了敌伪的生死一劫！”

此后，王鲁翘在安南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以后，王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等同时获释。

此时，聚集在王天木周围的军统叛徒越来越多，除了陈明楚之外，还有林之江、何天风、谭文质等人。此后，王做天津站站长时招募的几个行动人员、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随之落水。一时间，在“七十六号”中隐隐然地出现了一个以王天木为首的“军统派”。

上海的形势恶化至此，戴笠知道，自己的一张王牌，是打出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