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9)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乔家才回忆说：“到了十一月，举行了一次军法会审，四十四人分成四排，每排十一人，坐在地上静听宣判结果。太原独立组组长郭秀峰、电台台长曲学人、山西站电台台长魏荣、榆次组组长甘昌生、关清华、胡濬哲、张立钧、张立钧的叔叔张果全、李丕绩、潘汉卿、徐福全、张俊德、高乐士、贾荫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乔家才说：“静听敌酋宣判是最凄惨的一幕，有几位听到宣判死刑的人，站都站不起来。岳玉珍听到关清华被判死刑，放声大哭，郝采莲也跟着哭起来。”

岳玉珍和他的丈夫关清华，都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适逢长沙大火，临澧特训班学员史焕章在“随侍”戴笠视察军统的物资转运时，恰遇日机前来轰炸，史奋不顾身扑倒戴笠，戴安然无恙，史却被炸成重伤。当时在他们身旁的，就有关清华，史焕章曾回忆说：“劳临训班同学关清华兄背负乘车上船，以致将其制服染红多处。

在回忆中，史焕章特别注明：“二十九年（关清华）在山西太原被敌宪兵逮捕，已壮烈成仁。”

生离死别之际，关清华却十分冷静，对岳说：“主任（军统特训班学生均称戴笠为“主任”）不是勉励我们‘不成功，便成仁’吗?我为××××光荣地成仁，光荣地死去，有什么难过?你们不能成仁，还要为××××继续努力，继续奋斗，祝你们成功。玉珍!不要难过了，就当一场梦吧!”

随即，关又对郝采莲说：“采莲!请你替我照顾玉珍，永别了!”

次日，军统山西站25人被日伪枪决。

此外，郝亚雄被判了7年，郝采莲被判了3年，郝家的产业，自然也荡然无存。乔家才说：

“郝亚雄被捕以后，他的义成信和义协信两处货栈都被敌人没收，损失将近十万银元。这两处货栈，完全是郝亚雄私人的产业，他个人损失，非常惨重。胜利以后，他并没有向政府要求补偿，他说国家多难，被敌人侵略，全国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现在总算胜利了，谢天谢地。个人损失两个货栈，算不了什么。豪爽豁达，真是英雄本色。”

按：抗战胜利之后，郝家父女出狱。此后，乔家才重返山西主持“肃奸”事宜，共逮捕汉奸55人，羁押在临时看守所中，担任看守所副所长的，正是浴火重生的郝亚雄！

至此，从1939年9月开始，在9个月时间里，军统在北方的势力被日伪无情扫荡。

对于军统来讲，这次失败，堪称空前绝后的一场浩劫，平、津、察、绥、晋五个省级区、站和“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几乎被连根拔除，还折损重要干部近40人，其中区、站、组长、电台台长占了几乎一半，戴笠用了近十年时间在北方培植的“菁英”尽失，酿成军统在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波失败，也是军统损失干部最多的一次（此后，军统的“地工”们就都比较“识时务”了，一旦被捕，马上服软，先保住命再说）。

谈到肇致华北崩溃的原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言，干“地工”本就不是儿戏，搞不好掉脑袋，这很正常。但如果从军统的自身找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地下机构过于庞大。

早在特务处时期，其本部和派出机构（即各地的所谓“外勤单位”）就是秘密的，但时间长了，不免就染上些“官僚”习气，机构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健全”，失去了原有的机动灵活。这一点，在抗战前还不明显，因泄密和暴露所引起的危害并不严重，至多是失去工作条件而已。

但抗战开始以后，戴笠未能及时地根据“秘密机构”转为“地下机构”所带来的变化、而做出积极的调整，导致在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个庞大的“地下机构”，应该说这是他的一个失策。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管任何组织，一旦做“大”了，人多了，层级多了，都很难做到100%的严谨，何况是以保密为生命线的特工机构！

二是横向联系太多。

以山西站为例，从上到下，不是同乡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没有工作关系，还有友情在其中，怎么可能保持单线联系？还有察哈尔站以及伪“蒙古军”中的“情报网”，每一条线索都直接指向张季春，这样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事，马上就是一趟线、一个面。

甚至，在抗战已经开始的前提下，派乔家才这样一位“特使”，长途跋涉几千里地，连续“视察”五个省级“单位”，接触几百名“同志”，本身就极不适宜、极可能带来危险——试问，万一乔家才本人出了问题怎么办？

上述两点，都是搞“地工”的大忌，日后，陈恭澍在上海全军覆没，不过重蹈华北地区的“覆辙”而已。

还有一点，即重要干部的变节，如天津站的曾澈是特务处时期的元老，华北区的周世光也是军统的基本干部，在敌人面前，其表现居然还不如军统的“运用人员”郝亚雄，与最基层的交通员张秀君、译电员王宝云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与年仅18岁的郝采莲相比，更是判若云泥。

经这一轮打击之后，军统在整个北中国的抵抗力量，察绥地区，只有马汉三还在孤军作战；天津，还有舒季衡的一部电台（此君在天津站被破获之后进入天津潜伏，居然能挺到抗战胜利而不暴露，也是奇事一桩）；此外，成建制的“单位”，就只剩下重建的华北区北平站了。

华北区新任区长薄有錂是在1940年3、4月间“上任”的，接着，张桐岗也来到北平，此后，一直没闹出什么大动静。不料，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北平站居然石破天惊般地搞出了一起“刺杀天皇特使案”。

说起麻克敌主导的这起“刺杀天皇特使案”，传说很多，但许多东西都不是第一手资料，甚至还有当小说写的。其实，真正了解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侯化均，另一个叫张承福，都是当年北平站的干部。

侯化均与刺杀“天皇特使”的主角麻克敌，都是原冀东保安队张砚田的手下。

侯化均是天津市蓟县人，他回忆说：“当时北平军统组织中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通州事件后，张部撤出，因受日军的截击和飞机的轰炸，化整为零，转赴河南周家口集中。张砚田化装成商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家里，然后间道至河南周家口接收失散的队伍扩军。”

按：“通州事件”即前述1937年7月的冀东保安队“反正”事件。

l937年底，张砚田部改编为陆军ll8师，张为师长，1938年春调驻湖北广水。侯化均说：

“张砚田因不是蒋的嫡系，处处受排挤。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张部番号取消，补充到孙连仲的26路军。26军原属西北军系统，我们属于东北军系统，很多人担心过去后受排挤，不愿去。这时戴笠找到张砚田，让他从部下选出几十名有作为的年轻军官，交戴笠培训。”

侯化均回忆说：“张为戴笠选了36人，经筛选留下28人，我也在其中。训练地点初在汉口，后因日军南侵，武汉告急，遂将我们并入湖南临澧中央警校第一期同训，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于伯醒。1938年底毕业后，我们这28人或被选入国民党军委会开的谍报参谋班第一期，或被选入特警复训班受训，地点则迁至湖南黔阳。”

按：侯化均口中的“于伯醒”当指军统训练专家余乐醒。

1939年10月，侯化均等人“毕业”。此时，正值“九二八”大逮捕之后，因侯等原本就是北方人，派回北平，人地相宜，戴笠遂以他们为主题，着手重建北平站和天津两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