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7)

至此，军统局察、绥两站的所有被捕“地工”人员，均转送至张家口。乔家才说：“张家口监牢里关着军统局的察绥工作同志，有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部长）、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丨警丨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绥远站站长张季春、电台台长张世杰、通讯员崔公睿、刘长荣、大同组组长张存仁、副组长赵维城等。”

之所以要将这些人集中到张家口，是因为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抗战初期，日伪对于抓获的“抗日分子”，是没有“依法处理”这一说的，事实上亦无“法”可依，因此在这个阶段，大批“地工人员”死于刑求，甚至被秘密“处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委员张小通，被“七十六号”抓获以后，死得不明不白，尸骨无存，只知道是苏成德干的。抗战胜利以后，苏被判处死刑，杀害张小通是其主要罪状。

张季春说：“当时日寇的特务机关、宪兵队和伪地方丨警丨察机关，都可以对中国人滥捕滥杀，没有人敢加以干涉，也不受任何限制。那时被捕的人，先受酷刑拷打，然后任意处决，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知必死，谁都不怕苦刑，不肯真实招供。”

张季春等人的“运气”比较好——恰在他被捕的次日，即1940年3月30日，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时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应汪伪政府的请求，“颁布”了一部“军律违反条例”，其中规定不准侵华日军及伪政权机关滥杀中国人，一应“人犯”都须经过“军律会审法庭”的审判。张季春说：“因此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志，都被解送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接受军律会审法庭之审讯。”

在被捕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德王的手下，并非军统人员，日军本拟全部处决的，后经德王请求，日军卖了个人情，放了几个蒙古族人。德王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事。他说：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

德王看了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

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德王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

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找到德王，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粱芝祥、肖兆庚二人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

德王回忆说:“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

另据德王说：“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

日本人的这一招很绝，估计是看过《三国演义》，学的曹操那一招。李守信说：“因为马汉三通过德王给‘蒙古军’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发了委任状。日本人处理这个案件时，只把武钧玉一人枪决，对于其他跟马汉三有勾搭的人，搞了一个假装不知。这样使我部下许多人反而觉得很对不起日本人，把柄又被日本人抓在手中，越发不敢与不好意思轻举妄动了。所以后来‘蒙古军’的军官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认贼做父’，‘化敌为友’和平共处起来。”

事实上，日本人杀害的，远不止吴钧玉一人。

1940年7月24日，经日伪“军律会审法庭”宣判，伪“蒙古军”吴钩玉、阚毓华、李锦章等4人；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电台台长张世杰等2人；绥远站书记张抚之、电台台长张子文、外勤刘长荣、崔公睿，以及大同组组长张存仁等5人，合共11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被枪决。

张季春回忆说：“随后我和另十五位同志都被判处徒刑，其中我被判十五年刑期为最重，即送张家口监狱服刑。在狱中先四年带脚镣，服苦役，其后除镣到工厂做工，直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

对此，乔家才说：“季春兄是察哈尔的大人物，张北县的望族，日本人对他客气三分，没有被杀害，只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推而兼察哈尔省的大绅士，在监牢里，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别尊敬，身体虽然失去自由，精神上还不感受痛苦。”

在被捕人员中，大同组副组长赵维城没有等到“军法审判”已经就义，据与他同在狱中的张季春事后告诉乔家才说：“赵维城在张家口监牢里，有一天突然慷慨陈辞，痛骂日本军阀，然后撞墙而死。一个文弱书生，视死如归，死的这样壮烈。”

至此，在察绥两站的重要干部中，除华北区区区长马汉三、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以及刘建华外，其他人员全部“失事”。

“恶运”还在继续，察、绥、晋三省唇齿相依，察绥出事，不可能不延及山西。

前面说过，山西站的机构很大，在各重要地区都有潜伏组，其中多是临澧特训班刚刚毕业不久的学员，乔家才说：

“二十七年冬，临澧训练班结业，部分山西籍的同学奉命回山西工作。关清华任阳泉组组长，阳泉是正太铁路的中点，煤炭出产区。胡濬哲任忻县组组长，忻县在太原正北，旧为直隶州，是同蒲路经过的城市，古代军事上的重要关隘石岭关就在太原、忻州之间。张立钧任汾阳组组长，汾阳为晋西重镇，通往陕北必经之地。郝采莲回太原后，考入女师，以学生身份来掩护工作。岳玉珍和关清华是夫妇，没有到阳泉去，留在太原。做了女丨警丨察。”

1940年5月，太原独立组的交通员被捕，祸及太原组组长组长郭秀峰和书记张松涛，接着山西站几乎全站被破获。

首先被捕的就是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和他的女儿郝采莲。乔家才说：“五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多钟，天色快要黑的时候，日本宪兵队到了郝亚雄家里，逮捕他和他的女儿郝采莲。郝亚雄的同信义杂货店同时也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所有的店员一一被捕。”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看见郝亚雄体格魁梧，气度轩昂，又知道他曾经到过欧洲，不是一个平常人物，硬说他是蓝衣社的重要负责人，想从他身上压榨更多的资料，逮捕更多的人。自从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捉到宪兵队，对他就毫不放松，很看得起他，不到一个月，连续审问了十一次，每次总在五六小时以上，每次都要用刑逼供。郝亚雄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三次被打得死过去，经医生打针，才得苏醒过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骨气、能够硬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