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5)
汪精卫在上海紧忙乎的同时，日方探索“和平”的另一条路线也已经走到了紧要时刻，这就是“桐工作”。
话说，在中日战争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曾经有很多人在真真假假地致力于“和平”，这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代表官方的，也有“民间”人士，其中还不乏大人物。比如，中国方面，有“孔祥熙路线”、“姜豪路线”、“钱永铭路线”；汉奸当中，有“王克敏路线”；日本人中，有“萱野长知路线”；“民间”人士，当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吴佩孚路线”，等等。
区别于最后唯一走通了的“汪精卫路线”，上述所谓“和平路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管是日本人在操作，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基本上，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其目标，是在保持日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即保持日方对中国进行奴役的主动权的前提下，达成“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之间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在短时间内屈服中国比较困难，同时在日本的高层，一直对是否扩大战争存在两种看法，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此“罢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很好。
在中国方面，除去“民间”人士，所有的官方人员，凡曾参与到这种种“和平路线”当中的，基本上都是出于“谋略”的需要，要么是刺探情报，比如“孔祥熙路线”；要么是为了延缓日方的某些政治或军事企图而进行的缓兵之计；还有的纯粹是在演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主动投怀送抱的汪精卫一伙，上述所有的“和平路线”没有一条能够走通，因为双方的目的本就不一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和平路线”已经接近于特工范畴，比如“姜豪路线”、比如“萱野长知路线”，因此并不为我们所熟知。
在这些活动当中，有些就是由中统或军统直接操办的，而且有的还很精彩，所以，在谈及“桐工作”之前，我们先举两个例子，说说“和平工作”中的谋略战。
在这里，我们又要说到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就是姜豪。
姜豪也是国民党中的工运专家，不过，区别于朱学范和陆京士，姜豪是学生出身，而且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会外语的那种。
既是学生出身，必有独到之处，用姜豪自己的话说：“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凋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生于1908年，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人。
罗店是宝山最大的一个镇子，曾是县里的首富之区，人称“金罗店”。镇子既富，就设有慈善机构，当时叫“善堂”，姜豪的祖父因热心公益，就被推出来当主持。
按：在此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罗店争夺战异常惨烈，人称“血肉磨坊”，把一个富庶之地打了个稀巴烂。沈醉在此期间就担任罗店浏河随军调查组组长，他在1937年9月18日的日记中说：“所居之处无不为敌炮之降落或弹着点，故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叹，所幸每次均得以身免。”
在主持“善堂”中，姜豪的祖父与当地士绅和读书人多有往来，其中有一位就是“名士”施琴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姜文蔚随施琴南读书。所以，姜家出读书人，是从姜豪的父亲这一辈才开始的。
施琴南的弟子当然错不了，姜文蔚不仅考中了秀才，还被选上“拔贡”，如果朝考合格，就可以吃“皇粮”了。可惜正在此时，科举考试取消，姜文蔚回到乡下，以行医为生。此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上海，为一位宋牧师的子女当“西席”。
这位宋牧师，就是宋耀如。
大家知道，宋耀如的三女三子，霭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个个都是留洋的，但宋耀如比较传统，因此，在孩子们出国前，要专门请老师为他们灌输中国的传统文化。
姜文蔚来到宋家时，几个大的孩子已经出国，因此他的“受业弟子”只有宋子良和宋子安。
此时，姜豪来到上海，就读于他哥哥所创办的文蔚中学，同时也结识了宋家的两位小公子。他说：“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的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无不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
姜豪回忆说，很多年以后，他在上海遇到宋子良，宋还曾提及当年，称姜文蔚为“老先生”，并与姜豪以师兄弟相称。
高小毕业以后，姜豪考入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一年后转入南洋大学附中，并于毕业后直升大学。在此期间，姜豪参加了“五卅”大游行，从此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北伐军交通处处长李范一接管了南洋大学。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洋大学被划归交通部，当时的交通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王伯群。1928年9月，王将南洋大学（已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个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以上海校区为总校，并自兼总校的校长。
王伯群是个纯粹的官僚，并不懂教育，心思也没在这上头，学生们对他十分反感。当时姜豪是学生会成员，曾经因伙食等问题去找“呈递意见书”，结果“他没给好脸子看，所提建议一概不予接受”。
王伯群不知道，眼前这个“毛孩子”可不是好惹的。
早在1927年9月，19岁的姜豪已经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交大区分部“常委”，此时正值国民党分裂，陈公博等人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创办了《革命评论》，痛骂国民政府是“生殖器政府”，这些言论，颇能使年轻人产生共鸣，于是，年纪轻轻的姜豪就成了“改组派”的一员。
姜豪回忆说：“于是我们把对于王伯群的不满与配合改组派反蒋的任务合而为一，煽动学潮，竭尽攻击，说他是靠妹婿的裙带关系当官掌校(裙带关系正切合生殖器政府的隐义)，更以反对官僚治校相号召。这一来从政治上讲，正中要害；以王伯群出任校长以来的实际表现观，亦无虚构夸张之辞，因此受到广大学生响应，很快酿成风潮。这样，王伯群的校长板凳只坐了了五个月，便被迫辞职了。
按：下台以后，王伯群又兼任了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借着为交通部新建办公楼和大夏中学建教学楼的机会，王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建立了一所豪宅，作为自己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的“香巢”，被上海人痛骂。前文所说，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就是王伯群的这所宅子。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各地反日情绪高涨，纷纷成立“反日会”，掀起抵抗日货的风潮，姜豪成为上海反日会的“调查科”科长，任务是深入到工人当中去，调查有哪些资本家和商人在销售日货。
从此，姜豪的政治活动从校内走到了校外，从学运转为工运，并于1929年4月担任“改组派”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此离开学校，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此时的姜豪才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