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8)

半年以后，袁露等辗转到了上海，准备转往后方，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京沪区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的名义，给日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在上海过了半年，詹氏兄弟携家带口转往后方，詹长麟回忆说：“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路上，詹长麟得了黄疸性肝炎，幸而遇上一个好心的中医，救了他一条命。但他新生的女儿则在颠沛流离中死在了福建莆田，詹长麟回忆说：“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经过千辛万苦，詹长麟一家终于来到了后方，他回忆说：“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按：詹长麟说的1944年来到衡阳，有点问题，这一路不可能走4、5年，疑为1940年。另外他说的“胡静庵”，即戴笠原来的上司、后来的下级胡靖安。

为表彰詹长麟的功绩，国民政府奖励他一面刻有“忠勇杀敌”四个字的银盾。

抗战胜利以后，詹长麟回到南京，脱离了军统，用政府奖励他的钱开了一家旅店，其兄詹长炳则留在了军统组织，并参与了战后的肃奸工作，詹长麟说他的哥哥当时曾“红极一时”。

晚年，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詹长麟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回过头来说京沪区，“金陵毒酒案”之后不久就出事了。潘光祥说：

“1939年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

“谭秘书”即谭文质，促使他叛变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陈明楚。

李雨生说：“缘南京区助理书记陈弟容、化名陈明楚（明楚二字乃取自区长及副区长化名中之第一字而来），于二十六年年底自南京区调至上海区，仍任助理书记。陈在沪工作期间，于二十八年初，受胁诱而投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继则出卖我京沪各重要组织，并勾引其同乡时任南京区专员谭文质交出南京区留守人员名单（尚副区长振声适去江北六合洽公，故未受株连）。”

陈明楚、谭文质出卖的京沪区重要干部，就包括卜玉琳。李雨生说：

“时卜玉琳同志及部分同志于二十八年八月（某日已记不起）在南京被捕，拘禁于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我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卜同志虽倍受酷刑，但坚不招供，且开始绝食，决心殉国。未久，消息传出，卜同志在被拘第十日，果瘐死狱中，悲壮成仁。与卜同志同案前后殉难者，尚有南京区行动总队所属大队长王愈同志。”

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也是最早被军统“制裁”的叛徒，李雨生说：

“卜、王二同志之牺牲，直接受害于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之变节所致也。其后陈、谭二逆均为我方绳之以法，是死有余辜。”

陈明楚的死，以后再说，先说谭文质。潘光祥说：

“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潘光祥的说法，为陈恭澍所否认。因为，谭文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上海区执行“制裁”的。陈在回忆中说：“上海区奉上级制裁令，即交由第二行动大队赵圣、陈默执行，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将之（指谭文质）击毙于上海愚园路。”

在回忆中，陈恭澍似乎对这种针对原来的“同事”、今天的叛逆的“制裁”行动略有不忍，他说：

“说起来，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如检讨其原因，从人性到现实，有太多的微秘之处，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得尽的，还是就事论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