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5)
此时，峰回路转，徐志道回忆说：
“退出山洞，我独自颓丧地爬上洞口左侧山坡，四面瞭望，遥见右上方，距洞约一里多处的山坡上，有一小庙。默忖，藏本既被发见在此地区内，且为时不久，未匿于那山洞内，可能就躲在这小庙中了。乃即招呼宪、勤兵上坡，相偕爬行至小庙，小庙周围静无人烟，当命宪兵在庙外监视，我带同勤务兵由右侧门进入庙内。庙中未见有和尚、庙祝或守庙夫役，想是废庙。”
徐志道说：“因暗无光线，很难看清庙内陈设，只有藉小手电筒来回摸索，由庙后间搜索至前间，忽发现左前方墙角有一团黑影，并闻有微弱呼吸声，不禁内心一震，忙拉着勤务兵急步上前，打开手电筒一照，果是一个矮而微胖的日本人，满身脏污，形容憔悴，身侧果然还有一只小手提箱，与日领馆工友给我的藏本照片，及他告诉我的经过情形，完全符合，欣幸达成任务了!”
徐志道的任务，确实“达成”了，此人正是失踪四天的藏本英明。
徐志道说：“比与勤务兵交互推扶身体，始终沉睡不醒，乃令勤务兵出庙招呼宪兵入内，合力抬出庙外，置于小天井地上，再试图侦询，可是藏本似在半生半死状态中，问他：‘为何外出，为何不回领事馆，是不是受人指使，到过那些地方?’只见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一出声，亦只答说：‘不记了，不记得了!’”
徐志道说：“此时已近十一点钟，在偏僻的山上，很少有人来往，无法找人帮助，只得由我们四人，把他半抬半拖地移到下面山腰马路，凑巧有一辆空马车经过，给宪兵拦住，就将藏本抬上马车，我们也一起挤坐车上，赶回营部，将藏本交卫兵室暂时看管，我遂晋见谷司令正伦，报告寻获藏本经过，谷司令面谕即将人送入看守所，多准备些饮料食物，好好照顾，等候处理。”
次日，谷正伦接见徐志道：“关于藏本事件已与军事委员会、外交部、丨警丨察厅联络协调，藏本由外交部派人领去，送还了日本领事馆，你这一次太辛苦，可以休息一两天。”
徐志道回忆说：“是时各报刊早已得到寻获藏本的稍息，无不详尽报导，日领馆且函我外交部表示歉疚和谢意，并向新闻记者发表消息谓：‘藏本原患有神经病，此次或因旧病发作，将予遣送回国治疗……。’国人获悉我方已找回藏本，莫不欢欣庆幸，一时意外风雨，至此又雨过天晴了!”
徐志道强调说：“以上是我亲历搜寻藏本的记实，并非如小说家笔下的小说，叙述容或稍嫌琐屑，然为求详实，自也不惮其繁了。”
为求严谨，在回忆中，徐志道还特地列举了几位旁证，除了文中提到的滕杰、乐干两人，还有郭寿华、吉章简和严灵峰，“均可查证也”。
另外，徐志道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即1934年6月，确实曾经传出一个日本外交官“失踪”的消息，不过另有其人，并非藏本英明。他说：
“廿三年六月×日（是不是八日，我想不起来），确也有过日领馆副领事失踪消息，但那副领事是名‘松本’（也许是名‘杉本’，已模糊记不清楚），而绝不是‘藏本’。”
徐志道说：“其时我任宪兵训练所教务主任，记得那天下午五时稍过，所中一位留法的宋教官正为我补习法文，副官送来一份晚报，载有那副领事失踪报导。困与我任务无关，稍一过目，就仍补习功课。越日又见新闻，大致说是，副领事原定送领事到下关车站，后又陪伴领事去了上海，未与领馆联络，致有失踪的误传，现已回到领事馆了。”
这就是徐志道版的“藏本失踪案”，与通行的说法，的确相去甚远，不仅时间相差两年多，且通篇看去，没有赵世瑞什么事，不知道此后他俩在军统做同事的时候，是否“沟通”过此事，因赵世瑞的一生，都以曾破获“藏本失踪案”而自豪的。
不过，读徐的回忆，有时间、有旁证、有细节，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藏本英明的故事回顾到这里，接着说袁露。
南京潜伏期间，袁露先后有4个联系人，也就是他的上级：“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袁露说：“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
袁露还记得，黄泗清曾对他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
黄泗清的这句话，给袁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不久后，袁露就遇到了一件需要他“低三下四”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丨警丨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
袁露说：“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丨警丨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接着，为配合工作，袁露将他的妻子和哥哥发展进了“团体”，由其妻任交通员：“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
袁露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就这样，詹氏兄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一直潜伏到了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