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4)

据徐志道回忆，指挥侦破“藏本失踪案”的，就是力行社，具体实施的，即戴笠。他说：

“且说是日（指1932年4月11日），甫于民国廿一年三月八日，秉承领袖指示成立之‘三民主义力行社’，而又于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之‘力行社特务处’，亦获藏本失踪情报，滕杰书记指示特务处迅速研办，戴笠将军处事负责果断，随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分令警备与宪兵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机关组织只是一个，司令由谷正伦将军一人兼任），暨丨警丨察厅，尽力搜寻藏本下落。司令部于晚上接到公文，次日谷司令上班看到命令后，立即召我晋见。”

按：力行社并不是政府或军方机构，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色彩”，一个“群众团体”而已，与黄埔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性质完全一样，因此没有任何权力向党、政、军方的任何一个机构发号施令。好在他们的背后是蒋介石，因此，戴笠得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说白了就是狐假虎威。

当时，谷正伦给徐志道看了“军事委员会”的公文，随即说：“日方此举，显然又是一种阴谋，问题很不简单，现在我把这搜寻的任务交给你，你尽快联络丨警丨察厅，将藏本找回来，如果活的找不到，尸体也得找回，才好解决问题。”

这时，已经是4月12日，据藏本“失踪”，已过了两天，徐志道回忆说：“我奉命后即回营部，着手布置搜寻工作，研判藏本可能隐匿地点，挑选干练宪兵三十六名，分成六组。每组六人，一律便衣化装。分布于山内夫子庙、玄武湖、暨市郊雨花台、清凉山、汤山、孝陵卫一带，进行搜索。”

此时，一个“疑似”袁露的角色出现了。徐志道说：

“偶忆日领馆内有一工友，似乎是常州人（也许是镇江人，已记不清楚），在我任宪兵连长时期，曾和他见过几次面。”

徐回忆说：“我想探察日领馆内动静与藏本失踪真相，乃于晚间八时许，换穿便衣，前往鼓楼附近日领馆。领馆门前并无警卫，走进大门，馆内亦无人影。瞥见左侧有间门房，探首一望，发见那工友正靠着座椅瞌睡，我喂了一声，他张目看见是我，立即站起招呼入内，讲了几句客气话。”

徐问：“馆内怎生就你一个人?”

工友说：“下班后，大家即回去了，我是住在馆内的，今天又是轮我值班。”

徐即问：“藏本如何失踪？”

工友听了，“似惊奇”地说：“我们领事馆内。没有听说藏本失踪呀!”

徐又问：“藏本什么时候离开领事馆的？”

工友“思索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我看见藏本提着一只手提箱，从他房间出来，走进副领事室，没有几分钟，他就匆匆离开副领事室，走出大门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徐志道的思维十分敏锐，政治上也颇为老道，从工友简单的叙述中，他马上意识到，所谓藏本“失踪”，极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他分析说：

“藏本失踪已两天，领馆内竟如此平静，而且连馆内工友也还没听说过，昨晚此时，早应下班，藏本与副领事为何留在馆内?可证藏本失踪，是有计划制造的了。那么，藏本临出馆时走进副领事房间，自然是最后请示，也可说是准备个人牺牲，作最后告别了!”

徐又问：“你有没有藏本的照片?”

工友说：“有!”随即领徐志道“在他所住宿的小房间内，检出一张藏本的小照片”，徐道谢之后即离去。

徐志道回忆说：“我原与丨警丨察厅约定，当晚十时左右，到该厅督察处会商配合搜寻藏本办法，乃即赶往督察处，会晤该处担任主要督察任务的乐干先生，乐即电话约请外交部亚洲司主办科长范汉生（后投伪组织汪精卫）前来，共同研商今后三机关如何密切联系，达成搜寻藏本任务，直至午夜始返住所。”

按：乐干，时任南京首都丨警丨察厅督察长，也是特务处干部。

范汉生，安徽黟县柏山村人。“柏山范氏”属当地望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中，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籍隶江苏吴县，据说到南宋时，因金兵南侵，其后人迁居安徽黟县柏山村。

范汉生是日本留学生，1924年，就曾任黟县财政局副局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范入外交部，后任国府驻“朝鲜京城总领事”。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37年12月20日，驻朝鲜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到天津附逆。”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以后，范被派任驻日本神户“总领事”。

徐志道说：“第二天，就是十三日一早，他（指乐干）就率便衣宪兵二名和亲随勤务兵一人，前往市内外，已布置有宪兵地区巡察，并传示藏本照片。迄晚所得结果，除汤山方面，据报，曾发见有一日本人，背负猎丨枪丨，似为狩猎者，不可能是藏本外，其他各处，均无一丝线索。第三天（十四日），各处亦均未发现任何迹象。此时公民营报刊，连日报导藏本失踪消息，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一时人心惶惑，大有风声鹤唳之势。我既奉命负此搜寻责任，心情益感沉重!”

徐志道所说的“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这句话，挺有意思，看来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无论何时，概莫能外。

徐志道回忆说：“翌日（十五日）早晨六时稍过，我就赶到营部，率同宪、勤兵先往孝陵卫，亲自搜索，特别注意山丘，丛林等偏僻地点，辗转探察，终未发现有何痕迹。”

这时，一个意外的线索从天而降：“约莫九点多钟，行至前山一条山坡上马路，正拟稍作休息后，转赴汤山，遥见马路东端有一农夫，肩荷锄头，向我们站立处走来，迨行近我身旁，我就喊声：‘老乡!’他即停步向我注视。”

徐志道“很礼貌”地问：“请问老乡，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这附近走动?”

农夫听了，马上说：“有!”

说着，他就“转过身来，指着他走来的方向”说：“从这里走过去，大概一里左右的地方，马路边下面有一家小吃店。我经过那里时，正看见一个满身脏污的日本人，低着头，由那家小吃店门前小径走上马路，再朝那方向走去的。”

想不到，藏本的下落，得来如此简单，徐志道回忆说：

“我听了那农夫的指点，觉得藏本有了下落。好像服了颗镇定剂，疲劳也消失了，就道了声谢谢，急忙带着随从人员，向前奔行。赶到一处大山洞（即紫霞洞），洞高逾丈，宽犹过之，洞内黑暗，难辨事物，正是人犯匿迹的好地方，判断藏本必已来此洞内。”

然而，哪有这么简单，徐志道说：“（我）即命宪兵分站山洞左右，严密监视，我即偕勤务兵入内，但觉地面泥泞，阴森可怖，打开手电筒照看，只见满洞都是芦草，蜂蝶小雀乱飞，再看地上，亦未见有何足痕，不禁泄气，想来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