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6)

祝宗梁想：“我虽然是嘴硬，从敌人掌握我的材料来看，不是一点点。我又有底案，只要细心调查，没有查不出的。晚上我回到监房，回想此事，多半凶多吉少。”

于是，祝宗梁决定自杀，宁死不屈。他回忆说：“我发现在我西服马甲的背后，有个搭襻是铁制的。我把它掰成三段。有八个尖头。于是我把它吞了下去。”

第三天下午继续审问。祝宗梁说：“问了没几句，又用竹条抽打。我仍然坚不承认。这时我已精疲力尽，连喊叫都没力气了。敌人把澡盆放满了水，又把我衣服脱光，放在水里泡，不是短时间。这天气可是刚下过大雪，我身子都冻得没知觉了。后来又把我两脚栓起，把绳子绕过上面的水管，用力把我拉起。头下脚上，整个头都泡在水里。后来我不知道了。当我苏醒时，只感到身子碰到什么东西，有些暖烘烘的。这时，我是光着身体躺在水泥地上。他们叫我穿上衣服坐在地上。他们两人抽烟。在商量着什么。还给我一支，我不要。他们把我脖子当烟灰缸，捻熄他们的烟头。又把布塞满我的嘴。点着两支香烟，塞进我的鼻孔里。就要我鼻子吸烟，一直烧到鼻孔里熄掉。我吸了四支烟。鼻孔里后来都被烧烂了。他们仍无所得。只得送我回监房。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超级的身体素质，祝宗梁如同“菲尼克司”一般“浴火重生”，他不但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苦刑，同时还逃过了死神的召唤，他后来回忆说：“狱里没什么东西吃。八天后大便硬得像个砖头。我吃的那搭襻竟随着大便排泄掉了。”

谈起“熬”日本人的刑法，祝宗梁说：“只要你的交代有一定的可信度，敌人也不会去调查研究。只要我们的对敌斗争精神不垮，用刑时肉体上的那点疼痛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说是鞭打、火烧很痛，但与牙痛程度上也差不了多少。再忍一忍也会过去的。”

另外，孙若愚也曾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审案就相信刑法，三次毒打熬下来没口供,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只是，有多少人能熬得住“三次毒打”呢？

祝宗梁回忆说：“几个星期后，我们都被剃了光头。还拍了合照，前面还摆着抄出来的东西。我们以为将被送到北方去处理。可是迟迟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底，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保释。我和其他人就‘教育’释放了。”

在这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软禁中的毛森。

祝宗梁说：“事后我与申质文又恢复了联系。知道他们是被毛森保释的。毛森过去是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后就当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

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毛森回忆说：“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毛森说：“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

回去以后，毛森即通过胡德珍密报重庆，并得到“设法营救”的指示。祝宗梁说：“后来知道，当我们出事后，重庆打电报给他（指毛森），要他设法营救我。他回电说被捕的人里没有姓祝的。所以他知道我的名字。”

根据戴的指示，毛森向日宪“献计”说：“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

对此，毛森回忆说：“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

祝宗梁脱险之后，与毛森仍保持联系，他回忆说：“一次毛森约我们九个人吃饭。毛劝我酒很多，在半醉的情况下，突然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疏于思考，也疏于世故，说出我父亲姓祝的名字。过后他竟不再追问。毛森后来约我面谈，他挑明他与重庆仍有联系。并希望以后在工作上合作。我同意了他。我表示希望申质文等三人回内地去。他同意。以后约好友罗长光担任我与他之间的联系。”

祝宗梁还说：“毛森要我为他制造一部可随时变换波长的电台，以避免敌人的监测。这是由黄子明请一位无线电爱好者特别制造的。还有一次毛森要我介绍两位懂英语的同志给他，因要在浙西与美军取得联系。我将谭国瑞、赵世绪二人介绍给他。”

1943年冬天，毛森向祝宗梁传达戴笠的指示，令祝回重庆。恰在此时，抗团派往北平的杨国栋、夏逸农等人因为离开了学校，社会关系又少，无法展开工作，要求改调上海。于是祝宗梁把上海抗团移交给杨国栋，回到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