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起来，最后一个用过慈宁宫的，或许就是乾隆朝的孝圣皇太后了，她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若果真如此，到1954年，慈宁宫已经尘封一百七、八十年了，“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故宫博物院曾多次点查文物，如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改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曾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文物登记；日伪时期，代理“院长”祝书元也曾进行过点查。因此，故宫的每一个殿座都是进过人的，但有可能只是进行登记造册，而没有触碰任何物件，也没有进行过清扫。

故宫的刊物中，曾登载过一些未开放区域的内景照片，其室内确实至今仍被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掩盖，也不错，正好当做保护层。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日本人对文物，最起码对故宫，还是比较“敬畏”的（据付连仲回忆，当年即便是日本的高层人员要来参观故宫，也是要开具“介绍信”的），并非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否则，日寇占据北平八年，如果他想搬的话，没准连故宫都给拆了，远不止搬走几个铜水缸、铜灯座（日本投降后被追回）那么简单。

解三：

“夹紵”即“夹纻干漆”，实际上就是漆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工艺的佛像，但故宫的这一组“十八罗汉”可是元朝的，也是大陆仅存的组像，给了白马寺，故宫就没有了。

黄明兰在回忆中说：“大佛堂的所有文物和陈设，种类并不多，数量也不很多，全部拨给我们。”

事实上，黄在回忆中提及的，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此次“划拨”，远不止他提到的这些，其他如“佛像前均有木质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如“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如“数百斤重的暖阁构件”等等，一共2000多件。

因此，这次“调拨”，相当于把“大佛堂”搬空了。如果现在开放，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间空屋子而已。

解四：

仅仅因为一个并不确切的“西哈努克要来洛阳访问”的消息，就要将整套的故宫文物长途跋涉运到河南，这么大的动静，就为了让他看一眼，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不过“文丨革丨”当中，什么稀奇事都有，再考虑到“西某人”与我们的特殊关系，也不算太奇怪，毕竟只是给他看看，还没有送给他。

奇怪的是，搬空了“大佛堂”不算，还捎带脚又送了100多件家具和摆件，用于洛阳市博物馆和白马寺接待室的“装修”，连黄明兰自己都说：“这些都不是大佛堂内文物”。

连拿带送，故宫可真是够大方的。当然，像“黑漆描金人物圆桌”、“红木边框穿衣镜”这类东西，在故宫，可能都属于寻常物件，有得是，送也就送了，反正是“公对公”，又没有搬到自己家里去。不过，像“吴昌硕花卉条幅”、“任伯年花卉条幅”，总不至于有许多重复的吧。

另外，只因为黄明兰“在50年代初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留在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故宫去，人员比较熟”，院长就可以批条子；仅仅因为“洛阳博物馆刚建成如何穷，博物馆和自马寺接待室没有一张桌子和凳子”，保管人员就可以“打开库房你随便挑”，是不是也过于简单了点？

但愿这仅仅是文丨革丨当中的“怪现状”。

解五：

至于“大佛堂”文物的归属，看来当年有过明白人，知道白马寺转到宗教部门管理之后，再让这些“元代夹紵罗汉”“任人作为焚香礼佛的对象，则极不安全，一旦出事，则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且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曾要求将此批文物运回故宫。

而主管此事的领导也确实做了批示：“静仁、穆之同志：十几尊元代夹紵罗汉，可否‘完壁归赵’，另塑泥像，由你们俩协商解决。请酌。”

“静仁”指杨静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穆之”则是朱穆之，时任文化部部长。

“酌”的结果，是直至今天、快三十年了，“十八罗汉”依然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大佛堂”依旧空空如也。

如果从理论上讲，在妥善保管的前提下，文物存放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都是中国，司母戊鼎也没有留在安阳嘛？

然而，司母戊鼎是出土文物，与出土环境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存放在国家博物馆（今已改称“后母戊鼎”），让更多的人方便看到，也是好事。

而白马寺的这批文物，原本就是以十分荒唐的理由，从故宫“大佛堂”整个搬走的，是否应该“完璧归赵”，这还用问么？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以故宫而言，他所拥有的文物，也并不都是紫禁城的。

早在清帝退位之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就曾经利用紫禁城空出来的“外朝”部分，建起了“古物陈列所”，并两次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运到此处。

因此，当此后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在紫禁城这样一个大院子里，其实一直是两个“单位”在运作，南边是古物陈列所，北边才是故宫博物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的大匾，是悬挂在北边的“神武门”上的，这几个字原本是李煜瀛写的，一笔颜字，也非常大气。解放以后，换成了郭沫若写的。

在1933年的文物“南迁”中，除故宫博物院运到南京、上海的文物共13427箱零64包之外，另有包括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6箱，一共是一万九千余箱，故宫博物院特成立了南京分院以管理这批文物。

抗战爆发后，这批文物分三路“西迁”，分别存放于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

抗战胜利之后，“西迁”的文物分批送回南京的时候，一共是19557箱，此时，南京政府决定取消古物陈列所、划归故宫博物院。未几，国民党败局已定，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令从南京的一万九千余箱文物中，挑选出2972箱，分三批运到台湾，这批文物，就构成了今天台北故宫的基础。

按：笔者在参观台北故宫的时候，见到了其最富盛名的三件宝物——“一锅肉白菜”。

“锅”是毛公鼎，西周“重器”。说起来，此鼎还是戴笠从民间收回来的，后交南京“中央博物院”并运至台湾。

“肉白菜”不用说了，自然是“肉形石”和“翠玉白菜”。

其实，相比于其他的“重器”，这两件“物事”并不甚珍贵。其中，“肉形石”根本就不是玉器，一块石头而已，不过确实惟妙惟肖，真的与一块大号红烧肉无异。而“翠玉白菜”上头趴着的蟋蟀还断掉了一支触角，属于残品。

曾“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的那志良先生说，在他最初对文物的甄别当中，并不看好“翠玉白菜”，他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