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7)

回到北平，第一步自然是视察北平站。乔家才回忆说：

“回到北平以后，必须先同当地的机构取得连系，可是重庆告诉我的两处接头地点，我去找了两趟，毫无结果。妻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珩彦呢?’珩彦担任内交通，他是湖南人，家住在宣武门外湖南会馆。我到珩彦家里留下一张条子，告诉他，我已回家来了，希望同他见面。只要珩彦回家看见条子，很快就会取得联络。

果然，不到两天，周世光就来看望乔家才。

抗战前夕，乔任北平区第一站站长的时候，周世光是他的搭档。目前，周已经是北平区副区长了，区长则是马汉三，当时正好到察绥“指导工作”。

乔听了，告诉周世光，他打算先到天津，回头再谈北平的工作，并请周替他同天津联络一下，规定接头的办法，随即赴天津。

乔家才在回忆中说，在赴天津的北宁铁路火车上，他还遇到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几乎露出马脚。

乔回忆说，当时，“一个矮个子，八宇胡，样子长得很排场，身穿丨警丨察制服的查车警官”问他：“到那儿去?”

乔说：“到天津去。”

对方接着问：“打那儿来?”

乔不假思索地说：“北平。”

乔回忆说：“那警官似乎有些惊奇，蛮凶狠的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加重语气，又重复问我一遍：‘打那儿来?’”

乔仍说：“北平。”

这时，那警官“声音特别提高了一些，语调也特别拉长”：“什么，打那儿来?”

好像在提醒乔家才：“你这家伙太不小心，太大意了。”

乔回忆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北平不是已经由伪组织改为北京吗?虽然重庆方面仍旧叫北平，可是华北的人们都改叫北京。我叫惯了北平，猛然一问，顺口而出。殊不知，这一个字的漏洞，关系很大，可以招致杀身之祸。我这样回答，很明显的，是刚从后方来，不然，怎会把北京叫做北平呢？”

乔赶紧改口说：“北京。”

乔家才回忆说：“那位警官盯着我，摇一摇头，悄悄地走开。他明明看透我的来历，可以立刻逮捕我，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一连问我三次，显然在提醒我的注意，假如他这一次不这样警告我，轻易放过去，再遇上另外一个丨警丨察问话，我的疏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剧。”

在回忆中，乔家才感慨地说：“我对这位警官岂只是普通的感激吗?他简直是救命的恩人了。当你看到一个身穿伪丨警丨察服装的人，你一定认为他是一个汉奸。但是像刚才那位八字胡子的警官，你能说他是汉奸吗?像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不过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干这份工作。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像他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

前面说过，1939年6月14日，日军已经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到8月12日，又加大了封锁的力度，所有进出租界的人，都要严加盘查。因此，乔虽然到了天津，但要进入租界，还要经过一番周折。乔回忆说：

“这时天津英法租界已被日本军队封锁，只留下三四个进出口，出来不容易，进去更难。如果找不到关系，就必须等候三天五天，还得花钱求情。天津方面指定河北石彗麟同志在租界外面同我接头，他是天津丨警丨察教练所的教育长，北平警高毕业，是一位很热忱的青年。我们见面以后，他就邀我去洗澡，并且替我写好一封信，介绍我找佟楼的丨警丨察局巡官，佟楼此较偏僻，是一个进口的地方。他告诉我，必须一清早就去，迟了不好进去。记得那一天是七夕，我在租界外面住了一夜。

1939年的“七夕”，是8月21日。

闲来无事，乔家才到戏院里去看戏。他回忆说：“压轴戏是天河配，这是应节的好戏。路过上海的时候，在共舞台看了一次白蛇传，居然把一条海碗粗，一丈长的活蛇弄到舞台上，天津演天河配，却把一头黄牛牵上舞台。中国戏的长处是避开繁缛的现实，代以象征性的事物。手执马鞭，代表骑马；手持船桨，代表乘船；人穿上带驴头的黑衣，代替毛驴；人披上带虎头的黄色斑文衣服，代替老虎。戏本来是假的，何必一定要真事物?假如照海派的作风干下去，演金钱豹，要把活的豹子弄上舞台；演武松打虎，要请活老虎出场，真不知中国戏要变化成什么样子。”

按：“共舞台”的说法令人费解，显然是原书排版有误，疑为“天蟾舞台”之误。乔不是说他在上海的头一天住法租界，次日转英租界么，天蟾舞台就在公共租界上。

第二天天一亮，乔家才就赶往“佟楼”进口，他回忆说：“要进租界的人已经排成一条长龙，足有半里路长。我很奇怪，天这样早，怎么会有这许多人呢？难道昨天夜里就来排队等候吗?经我询问一位排队的人，他说已经等了两天，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进去呢。实际上，日本人想扼住英法租界的咽喉，不让它出气，虽然留有进出口，只是象征性的，每天放不了几个人进出。我把介绍信交给一个丨警丨察，他接了信，对我睬都不睬。我没有去排队，找到一块大石头，坐在上面等消息。”

乔说：“等了三个钟头，才听到喊我的化名，我赶快走进检查室。检查室是一间临时盖的木头房子，南面开门，向外的门里搁着一扇屏风，地下铺一张芦席，靠墙的长凳子上坐着四个日本兵，每人抱着一枝步枪，东倒西歪，头靠在墙上，有两个在打瞌睡，他们的面孔越看越不顺眼，狰狞到不能再狰狞。另外几个中国人，动手检查，开口盘问。他们教我脱掉鞋子，我坐在草席上，连袜子也脱掉。他们又教我解开衣服，我连裤腰带也解开。其实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认真检查。”

检察过后是盘问：“你进租界干什么?”

“找俺哥哥。”

“你哥哥干什么事?”

乔装出一副乡巴佬的样子，假装很骄傲地说：“住银行。”

对方听了骂道：“这小子！看样子真傻，福气可不小，还有个住银行的哥哥，有你的子儿花呢，滚他妈巴子进去。”

乔家才回忆说：“我无缘无故挨了这家伙一顿臭骂，但是总算通过一关，进入一个比较光明的世界。曾澈兄接到小钱的报告，知道我已经进了租界，立刻跑到接头处，把我接到他的住所。”

乔还惦着戴笠叫他给王天木带话的事，于是就向曾澈打听王天木的住址，想当面把话转给他，结果一问才知道王天木早就被派到了上海工作。乔回忆说：

“如果我在上海同万里兄碰了头，一定会看到天木，不会失之交臂。现在他既不来天津，我又不能立刻去上海，很不容易见面。戴先生交给我两件任务，阴错阳差，一件也没有达成。在珊瑚坝飞机场，戴先生只交代我传话给天木，并没有告诉我，天木在哪里。我被一种主观的观念所蒙蔽，以为天木一定在北方。假如在香港同冠夫谈谈，也许他会告诉我，天木在上海，那就不会错过机会了。”

按：此时的王天木，早已投入“七十六号”，只不过是曾澈、乔家才等都不知道就是了。

乔家才回忆说：“进入租界的第三天，我同曾澈兄一块儿去会晤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约定在法租界一家澡塘子里见面。刚谈完工作，就听到涨大水的消息，我们赶快洗完澡，回到英租界，水的前哨已经驾临了。这一次大水，是近二十年不曾看见过的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