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6)

8月3日，英外相通告驻外使馆，“说明其远东政策”，“暂时仍藉谈判以解决英日纠纷，部份的满足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之要求”。

尽管如此，在英日两国关于“租界问题”的具体谈判中，由于日方的要求实在太过离谱，如在英租界内禁止“法币”流通，以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取而代之；如各租界内银行所存之中国白银完全交给日本，等等，均涉及西方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英方无法单独接受，因此谈判不得不暂行搁置，并最终破裂。

《华北治安战》说：“东京会谈从7月15日开始，有关原则问题于22日达成协议，24日进入天津问题的具体讨论。然而，26日美国政府突然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11年缔结)，希图牵制日英会谈。因此，英国态度立即转为强硬，并提出‘禁止法币流通和移交现银意味着英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并且对第三国也有深刻影响，因而不能同意’的反对意见，因此，双方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在日方的压力下，8月12日，英方宣布，同意以“两名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将兰向隆等4人引渡给日方。

对此，驻英大使郭泰祺提出抗议：“对英的引渡表示遗憾、现在其４人是无罪、即使有罪、也应交给重庆政府、期待英国的强硬对日态度。”

事发之时，乔家才正在平津一带，他说：“日本人要求引渡，英国人不主持正义，为了推卸责任，不理中国政府的抗议，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硬把四个人引渡给日本人，任由日本人去杀害。他们还答应日本的要求，预备派人到东京去谈判，把中央存在英租界的大批白银交给日本。”

由于兰向隆等人的被引渡已成定局，戴笠必须得想办法了。祝宗梁回忆说：

“8月15日，戴笠要我和袁汉俊到香港去自首。事因是这样：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方面就要英租界当局把这四人引渡给日本，理由是因他们是刺程犯。英方说他们不是，所以不引渡。日方硬说是，英方仍说不是。于是就需要我和袁去自首，说我们才是刺程犯呢！”

此外，戴笠还特别保证，祝等绝不会有生命之虞：祝宗梁说：“戴笠还说此事他与王宠惠（当时外交部长）研究过。英国可能将他们送到伦敦，又说无论在何处也要极力营救。此去要自称是出于自愿，还要对到过重庆的事予以保密。同时要曾澈把二人的父亲接到重庆，免受敌人报复。”

对此，乔家才说：“抗团的同志对于英国人这种作风，非常愤怒，同时为了保全中央在华北的经济命脉（大批白银），决定要给英国人一个难看。祝宗梁、袁汉俊两个人悄悄地跑到香港，向英国政府自首，以行动来抗议英国人引渡四个无辜的中国人的可耻行为。他们承认汉奸程锡庚是他们两个人打死的，与引渡的四个人毫无关系。”

遵照戴笠的指示，祝宗梁、袁汉俊来到香港，向港英当局提交了“自首书”。据祝说：“经戴笠一番巧言劝说，我们到了香港。一切手续军统都给办妥了，他们代请了律师，代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送了新闻稿，我们只是写了一份事情的详细经过，连律师的面都没有见过。包括重庆、天津等地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新闻，我们两人的名字就这样传了出去。军统派刘戈青和我们联系，要我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

据日方史料记载，当时重庆的报纸说：“程锡庚暗杀者名是大学学生卓忠良和袁汉忠。”对此，日方判断认为是“重庆国民党政府来搅乱事件作出的一策，卓忠良和袁汉忠作为暗杀者证据不足”。

为了证明自己确系刺程“案犯”，祝宗梁提交了几条“查证”线索：“（一）我们在那天和瑞士人搏斗时丢失了一支手枪，落在楼梯附近，是六轮手枪，里面有六颗子丨弹丨而且都是用过的空壳。手枪上有指纹，这指纹是祝宗梁的。（二）影院里找人的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是祝宗梁写的，可从笔迹查证。（三）与瑞士人搏斗时，祝宗梁还丢了一只鞋，是右脚的，丢落在楼梯附近，可从气味查证。”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欧洲各国顿时乱作一团，祝、袁二人的“自首”居然无人理会，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祝宗梁回忆说：

“由于当时欧洲已经发生战事，英国张伯伦首相的妥协外交政策仍在继续，英国对本土的灾难还自顾不暇，在远东只得步步向日本屈服。我们的自首没有被受理，军统要营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旧被引渡给日方。”

9月4日，英租界将蓝向隆等四人交天津伪地方法院，并转日本宪兵队。

祝宗梁说：“英方香港当局没有受理我们的自首。在香港住了约三个多月后，我们就回重庆了。”

乔家才说：“英国人自己也觉得太丢人，不接受他们的自首，把他们驱逐出境。他们无可奈何，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段声明，离开香港，去到大后方。后来英国狃于国际舆论，也就籍拖延的手段，中止了派人到东京谈判白银的计划。我到天津不久，这一封英文报纸正好寄到天津。我们看到这个消息，觉得他们的行为，不但勇敢，而且非常高贵，真值得为他们而骄傲。”

天津，是乔家才“华北视察”中的一站。

大家应该还记得，乔家才是1938年3月7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平津的“老朋友们”还在“玉华台”饭庄给他践行。

乔家才的目的地是长沙军统局临时办事处，但他不能直接去，要绕个大圈子。离开北平，乔家才经天津，乘船途径上海、来到香港，乘广九路火车到广州，再搭乘粤汉路火车，千辛万苦地赶到长沙。

刚到长沙，乔家才即被任命为军统局“随节办事处”军事科长，于是，乔又赶往军统的临时总部所在地——汉口。

在汉口，乔家才见到的第一个同事，就是他的好友、不打不成交的刘培初，其时，刘的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某处的处长。

接着遇到的就是戴笠的秘书、专写大报告的刘启瑞，一问之下，才知道乔回来以后，还没有见到戴老板，刘很热心，马上帮他安排，两天之后，乔终于见到了戴笠。

从1936年初被派往北平，乔家才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位老同学了，于是他除了汇报自己在平津的工作之外，还在战时的人事管理方面向戴提出了一些建议。戴一听很感兴趣，马上令乔做人事秘书，乔立即声明自己不是这块料，还是愿意干情报工作的本行。

戴听听也有道理，于是即令他赴河南，视察梁干乔刚刚沿着平汉线建立起来的秘密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