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次行动相比，抗团在天津的这次“制裁”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由于此后不久军统局平、津两站的覆灭，抗团的主要基地不得不撤离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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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的抗日活动，早已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说的：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1938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年2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4月9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程锡庚，1893年生，江苏镇江人。

程是前清举人的底子，191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后游学法国、美国。1921年，程锡庚回国，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后转财政部。

1934年，程锡庚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平特派员。1937年4、5月间，张自忠受宋哲元指派，率团赴日本“考察”期间，程还搜集过张在日本的言行，并报告中央。

平津陷落之后，程加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成立，程锡庚充任该行经理。1939年3月24日，伪津海关监督温世珍代理伪天津市市长，内定由程锡庚接任。这样，程锡庚成为华北的重要经济汉奸，同时也上了抗团的“黑名单”。祝宗梁回忆说：“制裁程逆这件事，起初都是孙若愚调查的。在1939年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向我说，要我留心这件事。”

祝宗梁说：“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海关监督。而且他就在这黑名单之中。他家就住在英租界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门口还有警卫。后来正巧换了个警卫恰是抗团成员。孙若愚和他商量，假装把他捆绑然后进去行动。他建议说程逆喜欢看电影，不如到电影院去杀他。”

经了解，抗团了解了程的基本情况：“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

这天是1939年4月9日，是个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键美到祝宗梁家来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祝宗梁提议“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

事有凑巧，当天恰好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程的座车。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立即决定行动。我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都回来，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我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只是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他们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还是十岁左右。我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我们又谁都没见过他本人，这使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想了个办法，他去写了张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请电影院帮助打在屏幕上。等他回来，负责监视的刘友深说：“这人看了幻灯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

祝宗梁说：“从这个动作我们断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这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我坐下来看电影。这主要是使我定定神，把刚才一些杂物事摆脱开。等我决定行动时，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只有一尺远。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我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我让路，让我先走。”

祝宗梁回忆说：“我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我。我再开枪时，子丨弹丨没有了。我们在挣扎中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他抱住我的腰，我拢住他的头。他张嘴把我手指咬了一口。”

这时，袁汉俊及时出现，他用枪顶着这个人的背后，开了一枪，当场将其打死。祝、袁遂安全撤离现场。

在回忆中，祝宗梁高度评价了袁汉俊，他说：“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应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应该看到一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一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祝回忆说：“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扎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程锡庚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是报丧的意思。当天的报上说：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八个洞，送到医院抢救未死。第二个瑞士人则当场死亡，祝宗梁说：“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

祝宗梁回忆说：“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刺杀程锡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抗团的年轻人所始料不及的，日伪方面迅即做出了强烈反弹。

4月10日，伪天津市代理市长温世珍即致函英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方饬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

4月11日，英租界方面同意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并于12日回复伪天津市特别公署：“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华北治安战》中说：“事件一发生，天津市公署立即向英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引渡犯人。15日通过日英共同搜查，检举了四名嫌疑犯。”

按：该4人的被捕时间实为1939年4月22日。

很显然，这“四名嫌疑犯”并非祝宗梁等人，然而，这4个人的出现，却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