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0)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二）
刺杀周作人之后，北平“抗团”先后又策划了数次行动：
一、1940年1月17日，枪击邹泉荪。
邹泉荪，1902生，山东福山人。
抗战爆发前，邹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以后，张自忠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邹泉荪选入。
邹的姐夫是商震手下的第三十二军第141师上校参谋曲传诰，北平沦陷时，曲恰好在北平，他去找邹，想与他一起离开北平。当时邹泉荪说“受命于政府，与日周旋，身不由己”，并称张自忠也不会同意他离平。
无奈之下，曲传诰请他照顾好家人，潜离北平。邹则于7月29日加入了江朝宗的北平“维持会”，落水当了汉奸。
祝宗梁说：“北平的伪商会会长邹泉荪早就被他们注意，只是一时没机会下手。1940年1月孙若愚偶然路过西四的一个丁字路口时发现邹的汽车就停在路边。他以为邹逆就在车内。正巧他身上有枪。认为机不可失立即过去打开车门就向内射击。忽然听到女人叫声，方知打错了人，就赶快离去。结果邹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侥幸不死的邹泉荪后任汪伪华北各省市省会联合协议会主席、伪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75年老死在狱中。
邹泉荪案之后，北平抗团负责人孙若愚暴露，不得不撤离北平。祝宗梁说：“孙若愚那时住在中国大学，听到学生传说有个敌伪特务打听有无一个姓孙的。他看情况不妙，马上到燕京大学黎大展处暂避。后又听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经过魏文昭（女）和魏文彦（女）的帮助，利用她们父亲的开滦矿务局的关系逃去秦皇岛，后又乘船去香港转内地。”
孙若愚走后，北平抗团由北大学生李振英继续领导，这样，北大就成了北平抗团的活动基地。
二、1940年7月8日，刺杀吴菊痴。
吴菊痴是个剧作家，曾为程砚秋写过剧本。北平沦陷以后，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原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基础上改组为《新民报》，作为新民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汉奸喉舌，以吴菊痴为总编辑。
祝宗梁回忆说：“在1940年7月7日那天，敌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大会。伪新民会以威迫利诱（据说到会者每人发一银元）的手段驱使一批人参加活动。北平抗团也想利用此时机与敌人对着干，曾印了些传单和标语预备散发。没想到他们在会场看到那些汉奸表演，真把他们气炸了。这大会是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主办的，他和副总编辑陈胖子在大会上说的那些媚敌言论，颠倒是非,真是无耻之极。对这种民族败类，抗团人员恨不得马上杀了他们。”
正巧头一天（7月6日）报上说当时的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要来北平演出，并与新闻界人士“餐叙”，地点在同和轩饭庄。北平抗团立即决定于次日“对吴、陈二逆予以制裁”。并决定由冯运修和李振英制裁吴菊痴；刘永康和叶于良制裁陈胖子。
祝宗梁回忆说：“到时候四个人都在饭庄门口等候了。吴菊痴先出来了，冯、李二人骑着脚踏车就跟在吴的黄包车后面。当走到和平门外到原师范大学附近时，正巧遇到一家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冯运修趁此时机，蹬快几步，当车接近黄包车时，举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就开了两枪。街头噪音使车夫都未察觉。任务完成后担心敌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使陈胖子意外检了一条命。”
被刺的吴菊痴当场毙命。但刺吴案引发了一个不幸——连累了毫无关联的白玉霜。祝宗梁说：“敌人认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来。听说敌人对她还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后来还影响了她的性命。”
三、1940年7月18日，枪击舒壮怀。
仅过了10天，7月18日上午，北平抗团又对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采取了行动。
祝宗梁说：“这天李振英、刘永康、孟子青三人来到劈才胡同他家门口。舒壮怀刚下汽车，李振英就对他头部他开了一枪。他一声嚎叫摔倒在地。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未见有任何动静，然后三人一起撤退。结果舒逆未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四、1940年7月24日，制裁俞大纯。
祝宗梁说：“7月24日经过调查：逼迫人们献铜献铁,助纣为虐的主事者是伪华北建设总署俞大纯。这次主攻手是刘永康，另还有陈辰做掩护。他们在丰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经之路等他。当俞逆坐着黄包车经过时，刘永康鉴于上次经验，不能只开一枪，就向他的背部连开了两枪，陈辰又补了一枪，俞逆当场毙命。”
此外，北平抗团还曾经谋划过其他行动，如刺杀川岛芳子和汉奸周大文等，但因时机迫促而失败。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抗团的行动，有两个特点：
一是行动的密度高。比如北平抗团在1940年7月的十几天之内，居然连续策划了三起行动；比如祝宗梁在天津连续三天纵火破坏。
二是成功率高。相比于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我们曾经叙述过的那些所谓行动案件，比如陈恭澍啊那种磨磨唧唧的劲，抗团的这些年轻人痛快多了，见着目标掏枪就打，枪枪见血。
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
第一自然是出于高度的爱国热情，这是不用说的。
第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不像职业特务在行动之前，瞻前顾后地想那么多。也不管什么“未算胜，先算败”，比如行动过后的撤离问题，他们当然不是不想，但显然没有太多地想。没有任何顾忌，干出来的“活儿”自然“脆生”。如果陈恭澍有这种劲头，早在红河大桥已经把汪精卫给结果了。
第三，抗团是“本地作案”，对于平、津的风土人情、地形地物格外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像那些职业杀手，派到某处，人生地不熟，先得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熟悉环境；再了解制裁对象的生活习惯；再寻找可靠的内线、外线、社会关系；再谋划进入现场和事后的逃生路线；再跑到现场模拟个一两次、两三次，一切“烂熟于心”。等到“谋定而后动”的时候，没准要“制裁”的对象早都搬家走了。
第四，抗团都是些孩子，其中有些还有着很好的保护色，他们的目标确实比较小。除非内部出问题，否则，日伪的目光不大容易集中到这样一个人群上来，纯粹属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当然有利。
但是，必须要说，这种粗放式的“行动”方式，时间长了肯定会出现问题，日伪的特务机关也不是吃素的，一旦引起他们的注意，危机就在眼前，因为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毕竟是业余的。
就在北平抗团的行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天津抗团也在谋划一次行动——制裁程锡庚。
与前几次行动相比，抗团在天津的这次“制裁”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由于此后不久军统局平、津两站的覆灭，抗团的主要基地不得不撤离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