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84)

在消灭“红队”的同时，徐恩增也在调查内部的“奸细”，马绍武蹊跷的死，使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在场的丁默邨和李士群身上——应该说，徐恩增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马啸天、汪曼云说：“马绍武被杀后，c.c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c.c的特务机构里。”

此后，丁默邨被他的老朋友、c.c系高干、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李士群就没这么便宜了，马啸天、汪曼云说：

“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这个时候救了李士群的，就是他的太太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说：“曾在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闻讯后，在上海区侦察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去营救李士群。

叶吉卿极其泼辣能干，也是那种有“帮夫运”的女人，嫁好了，是个“贤内助”，跟了李士群，适足以济其恶。马啸天、汪曼云说：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别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送礼，要他们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走通了他的门路。”

不久，徐恩增下了一道“手谕”，“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但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了一名“侦查员”。

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1937年底，上海沦陷，调查科迁往武汉，令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人在南京“潜伏”。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亦逃到汉口。

此时，李士群又出事了，罗君强说：“1938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

马啸天、汪曼云说：“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马啸天、汪曼云还说：“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金雄白说：“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候，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

李士群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六十七号，并注册了一个所谓“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以掩人耳目。马啸天、汪曼云说：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帮着李士群牵线联系日本特务机关的，是清水董三。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清水董三，1893年生，1915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并任该校教授。后任日本驻民国大使馆书记官。

清水董三是个“汉学家”，亦长于书法、绘画，与当时的吴昌硕、张大千等文化界名流时有酬酢。

李士群到了上海以后，居然与丁默邨不期而遇。

前面说过，1935年，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虚”的帽子，以整合各个特务机构，减少“内耗”，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第一处、戴笠的特务处为第二处，另成立一个邮检处，为第三处，处长先是陈淖，后为丁默邨。

到1938年3月，在“临全大会”上，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戴笠的特务处承袭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则扩大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唯独丁默邨的邮检处仍维持原有的处级架构不变。到1938年8月，索性把这个处给取消了，给丁默邨安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就憋了一肚子气的丁默邨，偏生又赶上戴笠跟他捣乱，罗君强说：“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邨，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

罗君强说：“李士群因以前丁默邨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80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18个月。其领导人丁默邨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丁。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长徐增恩，得以获释，抗战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邨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

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之下，重新聚首的丁默邨、李士群来到“重光堂”，见到了土肥原贤二。

这是1939年2月的事，此时的土肥原，正在焦头烂额中，原因是他的那个曾被日方高层寄予厚望的“南唐北吴”计划，已经破产。对此，他的主要助手晴气庆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晴气回忆说：

“那是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当吋我受日本大本营派遣，在土肥原机关到任已有半年多了。那天，桌上放着一份亲展电，纸面已被手垢弄脏，显然它已被反复看了好几遍。‘吴佩孚一再背信弃义，其行为已忍无可忍。希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的工作。’”

晴气庆胤解释说：“这一次，是华北方面军越级拍给大本营的电报——从北京拍往东京，说是‘已无法协助土肥原机关的工作’。万事休矣，土肥原中将的积极努力就此化为泡影，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为了立即解决事变问题，也白白地艰苦奋斗了七个月，已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晴气回忆说：“那天傍晚，两鬓如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呆在那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显得十分消沉。他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我当吋只感到全身乏力，仔细思量，却想不出任何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