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汇报、请示，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后背发凉”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闲话军统（18）

3、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与“青浦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

随着《潜伏》的播出，“青浦特训班”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仿佛这个班出来的学生都如占士邦一般天上地下、能文能武。

其实“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各样训练班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要说“青训班”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个班产生于“8•13”的战火中。

因此，要说“青训班”，得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说起。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当天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军队对日做战。同时，他向蒋提出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大批的失业工人，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

戴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是好朋友，可以借重他的力量，另外，戴笠早就想建立一支特务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经蒋批准，戴笠与杜月笙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搞起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全班人马一律由特务处委派。很显然，这个委员会的实权，又落到了戴老板手中。

接着，戴笠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除了工人和杜月笙手下的帮会成员外，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听说要组织军队打日本鬼子，都来要求参加。

戴笠是很爱才的，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他觉得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到战场上去直接作战，既不能用其所长，而且是一种浪费（没上过学的就活该去当炮灰？）。

因此，他把这些学生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地点就设在青浦县西溪小学，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训班”了，有400余学员；跟着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500多学员。戴笠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谢力公任“松训班”副主任。

按：余乐醒、谢力公，都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经他们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可谓“桃李满军统”。

余乐醒，原中共党员，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国学习化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被我党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四•一二”以后与党失去联系，加入军统，戴笠如获至宝。

从余的简历看，中共党员、留过洋、会外语、有专业技能、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培养特务再合适不过了。余乐醒还曾参与过行动，后面讲“河内刺汪”案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乐醒的太太、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由余乐醒介绍进入军统的。解放前夕，沈醉去看望余乐醒，余还曾叹息，后悔不该介绍引沈醉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谢力公，原中共党员，陈独秀的“托派中央”秘书。陈独秀一生曾四次被捕，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就是由于谢力公叛变后出卖的。谢力公是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

关于所谓“托派中央”，原想顺便介绍一下，但后来发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很多话也不便说，算了。

陈独秀晚年的景况很悲惨，两个儿子为党牺牲，陪伴着他的，只有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但他至死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尊严和气节，值得敬重。

青训班于1937年9月底开班，10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长篇演讲。

按：戴笠也是个演说家，逢会必讲，精力也充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给别人时间（给了别人也不敢讲）。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搞，口才确实好，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大道理，如“甘当无名英雄”、“勇于为国捐躯”等等，但极有感染力。

“青训班”和“松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各种特训班的滥觞，其训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侦察、行动、爆破等等。训练时间原定3个月，后因上海战事变化，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11月9日，上海沦陷。“青训班”和“松训班”紧急转移，历近艰辛到达皖南祁门，损失惨重，两个班从开学的900人，剩下不足400人。

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除一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带回本部工作外，其余的直接派入“忠义救国军”，担任营职以上干部。

虽然戴笠挑来挑去，把这些大学生“择”出来，想培养他们当特务。但由于机缘问题，这些幸存的大学生，除极少数以外，最终还是当了兵。

所以“青训班”和“松训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都跑“忠义救国军”打仗去了。

闲话军统（19）

在这里叉开一笔，说说“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