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挚以齐至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可至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这段史料记载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秦国出兵西周，索要九鼎，西周公慌了手足，大臣颜率就出了个主意，请齐国出兵相救，许以九鼎酬谢。齐王就出兵解了西周的围。事后齐王索要九鼎。西周公又慌了，这时颜率又出了个主意，他亲自出使齐国，说九鼎太重太大，不好搬运，请你老人家指示一条捷径，以便于搬运九鼎。齐王实在是找不到搬运的路，只好作罢。

在这里，颜率说周灭商时，为搬运九鼎动用了八十一万人马，虽然是夸张，但至少说明了九鼎是个大家伙！搬运非常不容易！周灭商纣时，动用相当人力物力，才将九鼎从奄（现在的河南偃师）迁到洛邑（今洛阳），那可都是平原地带，不需要翻山越岭的，可搬运了不到35公里就再也搬不动了，不得不就地营建洛邑专门安放九鼎！

既然周朝不能将九鼎运到丰镐，秦国又能够运到那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综上分析，可以认为秦灭西周公时得到的九鼎应该是仿造的，而且块头小了很多。

司马迁没能看出这点，他也不知道九鼎到底在哪里，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他又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司马迁的记载是矛盾的，可见他也莫衷一是。从《秦始皇本纪》可知，秦始皇肯定也发现了他的周鼎是假的，或许有人提供了信息：周鼎沉没在泗水里了。所以才有秦始皇派一千余人在泗水打捞周鼎的举动。

这次打捞一样是徒劳的。泗水远在山东，距洛邑相距400公里左右，以周初国力之强尚不能远距离搬运九鼎，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末期，亡国之君东周君又如何能在逃亡路上将至少九十万斤重的九鼎搬运到800里之遥的泗水呢？再者，搬运九鼎是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东周君逃亡时搬运九鼎能神不知鬼不觉，不给后人留下一点线索。这可能吗？

由此看来，周之九鼎其实也不可能被运到山东泗水一带！

那么，唯一的结论是：周九鼎仍在洛邑！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周朝灭亡后秦国未能在洛邑发现九鼎？

很可能被东周君就地处理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或许是就地掩埋，或许是投入了洛河或涧河中。疑在涧水的可能性大。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载:“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知郏鄏为成王定鼎之地，其地就在今洛阳市内，中有郏水，即今洛阳之涧水。涧水应为郏水之音译。而且涧与泗字形近，真相可能是九鼎没于涧水，后人传抄过程中误为泗水。或许是东周公预料周朝必将灭亡，为不让九鼎落入敌手，于是决定就地处理，但无论是就地掩埋还是焚毁，都是项大工程，掩埋要挖土方，还要搬运，费时费力。焚毁也不容易，要融化这至少九十万斤的大家伙，得多少燃料？得多高的温度？融化后的青铜块也是件巨无霸，秦国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些痕迹，而这些在史书上竟然没一点记录。可能吗？相比较而言，就地推入涧水，倒不失为一个最简单便捷的方法。因此，周鼎沦于涧水，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即便是东周公将九鼎推入涧水，也要一支庞大的队伍，要完全保密，是绝不可能的。后人将九鼎沦于涧水记录在案，可那时没有印刷术，全靠手工抄写，抄来抄去，涧水就误抄为泗水。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史记》言秦始皇求鼎于泗水信息的由来。

分析至此，周鼎在哪里或许有了答案。真相如何，有待考古发掘。

如果周鼎真的沉没于涧水，是否就能确定此九鼎就是大禹之九鼎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周鼎是商鼎，这是确凿无疑的。史有明载，且周灭商，迁九鼎到洛阳时，曾公开展出商九鼎。

那么商九鼎就是大禹九鼎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

我们知道，“禹居阳城”（《古本竹书纪年》）。大禹曾和益共同治理洪水，大禹之后，“传”位于益。“后”是夏代帝王的称呼。益当了帝王，自然称后益，

但禹的儿子启不认帐，不称益为“后”而称其为“伯”。“伯”非“公、侯、伯、子、男”之“伯”，这五个爵位是西周才有的事。“伯”为五官之长。《礼记》：“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可见“伯”为当时的职位名称，为五官之长，相当于后来的相。大禹死后，传位伯益，故为“后益”。所以益、伯益实际上是同一人。

按《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死后，将天下托付给益，启守丧三年后，益又将帝位禅让给启，自已僻居箕山之阳。“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但《古本竹书纪年》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

说益干涉启即位称帝，启杀了他。

到底启是怎样获得天下的，益和启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一点留到以后再说。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阳城在哪里。

从上可知，自禹之后，定都阳城的有二个帝王，这就是大禹、益。《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可见启在益称帝后自已也称帝，他的都城当然不在益所在的阳城。天无二日，国无二帝，启称帝自然引起后益的不满，于是“益干启位”，启就杀了益。司马迁的记载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有矛盾。《史记.夏本纪》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到底哪一个符合史实呢，中国史籍中没有答案。

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史记》“五子之歌”提供了一条线索。据《尚书》及《史记》“五子之歌”记载，夏后启死了以后，他儿子太康即位，帝太康丢了国家，兄弟五人，游于洛汭，写下了《五子之歌》。“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