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是对原图画书编译后的结果。编译者当时的四极不是图画书当时的四极，四极有极移，所以，《山海经》译成经文时需要对原图方位订正。校订者保留了前人极移前的记录，又将极移后的方位订正并冠在每一座山的前面，并加上了里程。这样的例证在《五藏山经》中所在皆是，具体证据在后面解释经文时再予列出。后人理解不到这一点，一味以当今的方位解读《山海经》，如此，是不可能复原《山海图》的。
《山海图》最初的记录是通过图画的形式刻在玉版上的。在中国古籍中，黄帝、尧帝、大禹都有发现史前玉版的记载。据《初学记》、《御览》、《帝王世纪》等书记载：“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色，鱼流，始得图书。”这是黄帝时发现史前图书的记载。
又《博物志》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地之形”好理解，就是地形图。天之形是什么？天有形状吗？“天之形”就是天象图，也就是星相图。“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这分明是上古文字图书（注意，《博物志》说帝尧发现的是文字书，不是图书----上古之图书就是以“图”画成的书，它和后代的“图书”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帝尧之前就有文字了）。这些玉版和金璧，就是《山海经》的资料来源。黄帝之后的尧帝、帝禹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当时的历史地理及其它知识刻上玉版，藏之名山，沉于河洛，形式上是封禅或祭河，然而实际上却有意无意中保留下了上古文化。这就是中国古史相传的“河图玉版”。祖先们留下玉版，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辅助记忆。后人收集到河图玉版，就加以整理、修订，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这就是《山海经》能够记录下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的历史地理的真正原因。祖先们收集整理这些河图、玉版，据以成图（地图和图画书）。这些河图玉版就是《山海图》的前身。后来帝尧整理，大禹时又有补充，并铭于九鼎，伯益据以成书，这就是后世的《山海图》和《山海经》。
《山海经》中的奇人怪兽神木灵石等等光怪陆离的东西是什么？上古真有三个头的人，九条尾巴的狐、六只足的兽和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鸟身等等怪物吗？是上古出现了生化危机还是基因变异？
当然没有。
那它们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文字的产生历史来看待这个问题。
文字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之前，先祖们传达信息最初靠的是语音，由于音和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语义是靠语音来实现的。后来人类发现语音虽然可以近距离传递信息，但是不能远距离传递和保存信息，由于这种需要，就有了图画，这就是图书的由来。
图画的最初功能是用来表示语音的。也就是说，象形图案（注意，最初不叫文字）代表的是语音。图案是怎么代表语音的？例如，先民们要表示shu这个语音，但没有文字，先民们就以一棵树形象化地代替之。从表面看来它是象形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以树之形表示shu这个音的；反过来说，凡是发音为shu的，都可以用一棵树表示它。例如“术”，这是个抽象的词，如果用象形的事物表示，那是没有办法的。但这难不倒先民们，他们就以同音的事物代表它，这就是“同音假借”。古籍中假借字为什么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的“树”之图案又代表了“术”之音，由音而生义。 “智慧树”实际上就是智慧书或智慧术，《山海经》中的“不死树”就是不死术，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
这就好比一个不识字的人要写信，譬如一个不识字的青年给恋人写情书：“米兰，我爱你。”他因为不识字，又要表达信的内容，他会怎么写？他可能会画一粒米，画一朵兰花，又画一只鹅，一片艾叶，一块泥土。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不知所云，但是从音上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信的内容是“米兰我爱你”。当然，他也可能画一把戈代表“我”。为什么甲骨文的“我”是戈之形，就是因为粤语和闽南语中“戈”、“我”同音。“戈”是“我”的图画表音而已。这样的信写多了，青年可能会觉得画画太麻烦，就将画不断简化成图案，时间久了，图案就慢慢固定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字。所以，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实现的。
任何地方，包括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在内，只要有文字，它最初一定是象形图案，而且是表音的象形图案，哪怕是南极洲，如果发现了远古文字的话，它也一定是表音的象形图案。这是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
由于图案符号最初都是表音的，后来图案不断简化，如果一直按此模式发展下去，就会线性化形成拼音文字，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如此，西方文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最终创造出一种摆脱了线条，摆脱了形和音的语言，这就是计算机语言，所以计算机首先出现于西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就不同，它在最初拟音图画的基础上，最后走上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东、西文字从此分道扬镳。但纵然如此，无论西方的拼音文字也好、中国的文字也好，最终还是要通过音表现出来。离开了音的人类文字（不是计算机符号）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只有通过语音，我们才能得到语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譬如一个不识字的人看家书，他横看竖看都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有人读给他听，他马上就明白了信的内容。再如抗战电影中，有的首长不识字，首长说一句“念”，下面的人就念给他听，首长马上明白了文件的内容，并据此发号施令。由此可见，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义，而是音，义是通过音来实现的。
只有到了电子时代，语言才可以脱离形和音。但这是机器的语言，是机器的符号，不是人类的文字符号。人类的信息，最终是要通过音来表达的。除非人类发展到了思维传感，人类才可以彻底不依赖语音。
人类的语言，无论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一定得通过音，才能得到义。音和义的关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定的音就代表一定的义，音是义的载体。义（意）是通过音来实现的！图画书（图书）出现以后（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图画），图画实际充当了录音机的功能，图画表现的是音，由音而生义，所以理解上古图画书一定要从音上理解。
一个浅显的例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近几百年以来，欧洲学者一直在设法破译埃及纪念碑铭文上的象形文字，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1822年，一个叫吉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青年就是从埃及象形文字的图案所代表的发音开始破译古埃及帝王名字，最终取得突破，成为古埃及语言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