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附录：楚国的两大难题）

还有，当时华夏各国君主的级别都是公，侯，在外交场合和楚国见面的时候，仅仅因为楚国已经自称为王，他们就应该用比楚国低一等，低两等，下级对待上级的礼节对待楚国？显然，这会让各国觉得很不舒服，不愿意和楚国来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楚国想出一个办法，虽然它在国内坚持称王，但在外交上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公’的礼仪和规格来对待自己。例如，楚国称霸的时候曾经多次召集各国举行会议，会议形式完全比照齐桓公的召陵之盟和葵丘之盟，齐桓公是公爵，可见楚国实际上是以公爵礼仪和华夏国家会面的。

尽管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但楚国称王的举动让其他国家怎么都觉得有些别扭。晋国抓住这一点，不停的宣传楚国胆大妄为，已经冒犯周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重大错误，而且把这件事和楚国的蛮族出身联系在一起。晋国这样竭力把楚国钉死在‘南蛮’的耻辱柱上，它的政治目的是通过贬低它最大对手的声誉，说服更多国家投靠在自己麾下，减少楚国的盟国，从而在和楚国的争霸斗争中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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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做法产生了一些效果。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互相对峙超过一百年，总体而言，其中晋国的称霸时间更长一些，霸权覆盖的范围更广一些，站在晋国一边的国家通常也更多一些。单纯比较本国的人口，土地面积，军事实力，晋国都没有超过楚国，在国内权力分配方面，晋国应该说存在着比楚国更严重的矛盾。它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外交领域胜过了楚国一筹。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国感觉到了一丝安慰，因为晋国的灭亡也要比楚国快速的多，事实证明，两个老对手当中，楚国远比晋国能熬。在如何对待国内各阶层贵族这一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楚国的方式显然更成功。接下来，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将再次发现事物的两面性。因为楚国的存在时间更长，它把它从建国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时代，悠久历史当中积累下来的问题一直遗留到了战国时代，而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三个国家却不需要面对楚国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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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察今》篇当中，用刻舟求剑，抱婴投江两个寓言故事来批评楚国政治的顽固守旧。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宝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就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号，说：“这里是宝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就从他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走了，但剑没有动，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制度法令治理他的国家，正和这个（故事）相同。时代已经变了，而制度法令不变，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岂不太难了吗！”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婴儿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孩子的父亲尽管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楚国人治理国家，就有点象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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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应该改革和求变，必须改革和求变，否则它会被其他国家所淘汰。这一点战国时期的各国有识之士早就洞若观火，我想，经过这么多教训，楚国统治阶级自己，包括贵族在内对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他们就是决心和时代潮流对抗到底，宁愿国家限于混乱和衰落之中也不改变政策。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阶层都是冥顽不化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改变现状，因为维持现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楚国的贵族阶层源远流长，盘根错节，拥有雄厚的势力，没人能从外部强行撼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即使是楚王也做不到，所以楚国的改革和变法行动最终都遭遇半途而废的结果。

如果楚国在春秋时期不对各小国贵族实行温和的怀柔政策，它就不大可能顺利的征服这么多国家，稳固的统治这么多新的领土和人口，也不会在战争中能够召集到由众多贵族组成的庞大军队，楚国就无法取得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突出地位。如果在实行尚武好战政策的同时，它不专门扶持王族贵戚来钳制军队里的异姓贵族，楚国很可能会象晋国一样，中途失去政权。这两个政策促成了楚国早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两个政策使得贵族阶层的力量渗透进各个领域，囊括几乎所有权力，越来越强大，后来发展到连国家也无法控制的地步。有一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贵族们最终拖累甚至终止了楚国的发展步伐，可以看做是为以前的成功付出的迟来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