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年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韩咬儿、刘显忠与罗文素等人聚众三千于颍州准备起事。颍州是刘福通的家乡，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向父老乡亲宣称韩山童是宋朝皇帝宋徽宗的第八世孙，命中注定将要成为中国的主人，而刘福通本人则自称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裔，要辅助韩山童成就伟业。起义者在讨元檄文中声称要“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这句话源于宋朝末代皇帝赵昺在东海投海，丞相陈宜中退走日本的故事），并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
白莲教作为宗教组织，其教主过去不过自命为弥勒佛、明王等超凡脱俗的救世主。如今到了起义的时刻，却打出了世俗的口号，这一点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这显然是为了争取非白莲教徒（特别是儒教徒）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白莲教徒而言，他们的领袖是传说中的救世主；而对于非白莲教徒而言，起义军的首领却是在现实中有着高贵血统的皇裔，天然负有济世安邦的使命。就这样，起义者们的精心策划似乎使理想与现实似乎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韩山童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具有神与人间天子的双重身份。
如果说，弥勒佛、明王等救世主的下凡，代表着人间天堂即将出现；那么，光复宋朝旧河山，并让宋帝的后裔登基，就是人间天国已经诞生的象征。这很容易理解，正是元朝统治者的错误政策，引发了激烈的民族矛盾，让广大人民群众觉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中，而到了驱逐蒙古贵族，光复宋朝的时候，谁都会清楚，压迫在人们头上沉重得像大山一样的民族矛盾，必然会消弥于无形。因而这次起义把反对民族压迫当作是建立人间天堂的先声，韩山童针对蒙古统治者倒行逆施的政策，在发布的檄文中责备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决心把民族矛盾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争取得到更多旁观者的支持。
遗憾的是，在起义举行前夕，由于走漏了风声，官府急忙调动军队镇压白莲教徒聚集的白鹿庄。韩山童被捕死亡，他的妻子杨氏与儿子韩林儿逃避到了武安山，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眼看就要胎死腹中了。幸亏刘福通绝处逢生，逃出了重围，他再次发动教徒，在五月初三日一举攻克颍州，打了一个漂亮仗，打出了一个开门红，引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起义的导火线。
起义军的装备很差，大多数人“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好象一支叫化子军队。相反，元军可谓“武装到牙齿”，他们骑着骏马、身上披戴着各式各样的精良铠甲、手中不但拿着刀枪剑戟等冷兵器、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火门枪，而且可以在“襄阳炮”等重武器的支持下出战。起义军虽然装备不如敌，但是他们有宗教信仰，很多人相信打败了敌人，颠覆了朝廷就会过上人间天堂般的好日子；即使战死也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而在战斗中前赴后继。
看出来，白莲教徒认定自己在战场上无论生死都有便宜可占，打仗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当时，起义者们头裹红巾，号称为“红巾军”（简称“红军”）。因为根据教义，阿弥陀佛之色为红色，所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佛的保佑。同时，他们又烧香礼佛，故亦被称之为“香军”。
朝廷对红巾军在颍州的起义成功的消息非常震惊，急急忙忙地召集精锐部队镇压。枢密院派出赫厮、秃赤两员悍将，带领号称训练有素、善于骑射的六千“阿速军”，在大批汉军以及河南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凶神恶煞地前去镇压。
元朝正规军主要实行世兵制。军中无论是官还是兵，大多数是父传子继，世世代代吃皇粮。这些人平素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无论是作战意志还是战斗力，比开国创业时期都逊色得多。元军欺负百姓倒是拿手，历来骄横惯了，便不知不觉地犯了轻敌的错误，全军上下莫不以为这趟差事会很轻松地办妥，将帅们在征途上一路沉湎于酒色，士兵们好像脱缰的野马，时不时地骚扰平民，到处剽掠。真是“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痛苦的永远是老百姓。谁料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元军看到白莲教徒在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煽动下，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时，很多人当场发愣了，接着惊惶失措地往后跑。带头逃命的统帅赫厮一面骑着快马，一面挥鞭一面大叫道：“阿卜！阿卜！”（意思是快跑！）就这样，元军望风披靡，红巾军一口气占领了安徽、河南等省分的大片地区，所过之处，纷纷逮捕以及处死元朝官吏、摧毁其腐朽的统治机构,把旧世界砸了个稀巴烂。
昔日那些卑微的穷苦人、乡下人如今终于可以在城里的达官贵人之前扬眉吐气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步他们的后尘加入到队伍中来，从六月至九月，人数一下就扩大到了十多万。连当时一首民谣都唱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巾府上坐。”
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连战连捷，对全国各地正欲进行起义的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芝麻李、赵君用、彭早住等人在徐州响应而拉起了一支队伍攻城掠地，其范围广及及宿州、虹县、沛县、灵壁、安丰等附近许多州县。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带领数千人，起兵占领濠州。芝麻李与郭子兴这两支部队均“聚众烧香”，可见都是属于白莲教的分支。王权、孟海马于江汉流域举起义旗，王权号称“北琐红军”，转战于唐、邓、南阳、嵩、汝一带；孟海马号称“南琐红军”，转战于均、房、襄阳、荆门、归陕等地。
白莲教大起义从北向南地漫延全国各地，在南方，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支红巾军是由彭莹玉的弟子组织的。
那时，白莲教在北方的领袖是韩山童，而在南方还有另外一位有影响的领袖叫做彭莹玉。彭莹玉出生于江西袁州的农家，年幼即出家为僧，因为懂得医术，便四处为人治病，在各地的郡众中有很大的威信。他深知民间疾苦，为了改变黑白颠倒的现实世界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宣传白莲教，目的也是为了造反。早在北方红巾军大起义的十三年前， 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难，举起了反元大旗，但这次起义因准备不充分而失败。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边躲避着官府的追捕，一边在江淮地区继续传教，宣称弥勒佛即将下降凡间，成为救世主，无时无刻地为下一次燎原大火而提前造势。当北方的白莲教纷纷举起义旗的时候，他的弟子徐寿辉、邹普胜等人于1351八月在蕲州发动起义，两个月后攻克蕲水。起义军烧香礼佛，对外的口号是“弥勒下生，当为世主”，并以蕲水为首都，拥立徐寿辉为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大宋”。
当时在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中，也有一些不信奉白莲教队伍，例如在东南沿海浙江地区称霸的方国珍；还有活跃于江苏等地的张士诚。这些家伙时而接受朝廷的招安时而重新背叛，立场摇摆不定，斗志比起红巾军差远了。
五.黑暗的大都与光明的汴梁
虽然在各地的起义中，徐寿辉的大宋政权是最早建立的政权，但是，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始终是抗元的主力军，顶住了元朝的轮番攻击。
北方白莲教徒首先举起义旗，想不到却被南方白莲教后来居上，抢先建立了政权。刘福通当然不会让徐寿辉白拾便宜，他为了凝聚人心，便将建立政权的事便提上议事日程。白莲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需要一个走上神坛的领袖，最适合的人选是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