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战略分析（五）逐鹿中原 六.泥足深陷
淞沪战争期间，中国和苏联进行了紧密联系，希望苏联出兵伐日。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苏联承诺3~6个月内对日宣战并开始大规模援华。北方军事压力陡增，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重心。再加上日本在战前并没有沿长江西进的全盘计划。因此，在德国的斡旋之下，日本开始和中国进行和谈。而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
日本开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还比较“宽松”。其核心是内蒙自治和将北平天津划入中立区。也就是说日本只谋求内蒙和平津的控制权。当然还有中国停止排日等附加条件。而中国方面在上海沦陷后也基本同意以此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只要能保住华北的宗主权、领土权和行政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日本都还有机会避免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
然而日本军队最终越过了“制令线”，并攻陷南京，使和谈可能彻底破灭了。其中原因发人深思。从表面上看，造成这一结果是因为前线部队抗命所导致。但仅仅将进攻南京看作前线部队的疯狂行为是不妥的。日本之所以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败后的无序溃退，原本可以拱卫南京的“东方兴登堡防线”形同虚设。其次是日本军队在淞沪战争中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宽松”的谈判条件有可能不足以收回战争成本。再次，未经过大的消耗就直接到达制令线的日本第十军尚无机会表现。最后，各远洋大国的绥靖政策，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只向中国表示同情而无任何实质性的支持，甚至还间接支持了日本（卖给中日双方的援助物资要两国自己负责运送，没有海军的中国相当于被禁运了），这大大的鼓励了日本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但除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要说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异了。南京战役实际上是一种误判。也就是说日本方面误认为只有攻陷南京这个中国首都。才能使中国彻底屈服，才能在随后的谈判中获得最有利的地位。而大屠杀更能够实现这种屈人之兵的效果。然而中国和日本很不同。日本是一个军事反抗精神非常强烈，至死不屈的民族，而一旦被彻底征服就会死心塌地的完全归顺。中国的大唐王朝和美国都实现过对日本的这种降伏。日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刚性的，可以用山来形容。而中国是一个柔性的民族，就象水。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相对来说，中国人在战争中所反映出来的刚性对抗力不如日本，因此在军事上打垮中国军队更容易，但要从心理上征服中国人却几乎不可能。中国人骨子里对民族侵略的反抗是根深蒂固的。清朝即使在中国实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统治时，仍然有人进行“反清复明”的尝试并获得响应。（别说清朝，就是现在也还有人提“反清复明”的）前文还谈到过中国的民族精神象弹簧，外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强烈。因此，日本凭本民族经验作出的这种文化心理判断出现了错位。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政治地标沦陷以及南京大屠杀本身，不但没有使中国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反日抗日的民族情绪。使中国人空前团结起来，而国民政府在这种国内形势的压力下，无论主观上作何想法，都不可能再和日本签订表示“投降”的停战协议了。况且，日本在占领南京后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要苛刻得多。不但要整个华北，还要上海，还要中国赔款。南京战役后中日谈判的彻底破裂（日本宣布“不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待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日本正式陷入中国战争泥潭的标志。至此以后，日本对中国“以战逼和”已变为不可能。
如果日本想在淞沪会战后继续作战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不能以南京为下一军事目标，也不能越过“东方兴登堡防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国军队的主力留在江东平原。此后可通过较宽松的谈判条件使中国接受和谈，使中国方面看到保有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带的希望。不使中国从穿鞋的变成光脚的，对日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非常重要。将中国的军政势力稳定在江东后，再重新部署兵力，充实平汉路一线。
当这些准备都做足，如果依然要以全面战争为目标的话，就可以撕毁停战协议，继续发动进攻了。如图《上海沦陷后日军可采取的战略取向示意图》所示，由于日本在上海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就算平汉路推进顺利，能够快速突入江汉平原攻克武汉，但在下一步突入洞庭湖平原攻克长沙之前，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仍毫无西撤之意是很难的。从时间上来说。中国军队向西撤退的两条通道必须同时封堵，而不能一先一后。因此，对驻扎上海的华中派遣军来说，配合华北日军的最佳方式不是进攻南京而是沿浙赣路突入鄱阳湖平原所在的江西，夺取南昌，截断中国军队西撤的第二通道。在此之后，再三路并进与中国军队主力在南京决战。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义仍然是速胜和聚歼。
不过这种战略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因为中国军队的大溃退，“东方兴登堡防线”已经形同虚设，日本非要止步于这道防线前等待中国重新进行防御部署，这在军事上有些不可想象。更何况日本军队历来有下克上的传统。这样的止赢点实在太难把握。而在越过这条防线后，南京已经门户大开。中国不可能再对保有江东抱任何幻想。实际上在南京保卫战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首都迁往重庆，而军队主力则退到了江汉平原并利用长江沿线纵深部署防御。
在失去南京之后，中国政府对武汉的防守非常重视，因为除了四川大后方以外，江汉平原已经是中国地缘实力最强的版块了（严格来说还有广州所在的岭南地区，但基于日本的海军实力，广州守住的几率不大）。为了使武汉保卫战有更多准备时间。中国军队在徐州进行了一场战略意义并不大的会战。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占领山东，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占领南京之后，这场会战并无可能完成任何守土任务，其唯一的战略目的只是迟缓日军沿长江西进的速度。虽然这场会战获得了一些战术胜利，台儿庄大捷更是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但这也给了日本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机会。好在中国军队达到战略目标后迅速突围西撤，才使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徐州会战后日本的战略取向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很大。当时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理板块中最核心的是“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关中平原”和“南阳-洛阳盆地”，从图《徐州会战后的地缘形势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江汉平原”、“关中平原”和“南阳-洛阳盆地”实际上形成了一道前沿阵地，将四川盆地与占领区隔绝开，保证了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而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之间又通过“南阳-洛阳盆地”相沟通，使两路军队可以相互获得支持。仔细观察这幅图，我们会发现在这四个地理单元中，“南阳-洛阳盆地”的位置相当关键。这个地理单元和其他三个地理板块都存在直接的通道。如果占领这里，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沟通就只能通过四川盆地（至少是汉中盆地）迂回。在华北平原上日军强大的机动性及完善的铁路运力面前，两地已基本已失去了相互支援的能力。日本则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逐一突破。这对于下一步夺取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特别是关中平原有巨大的军事意义。反之，如果这个地理单元仍在中国手中，江汉平原和关中平原则可互相支援。不利于日军进行战术腾挪。同时西进关中的通道也只剩下从山西强渡黄河一条。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如果沿平汉路南下，南阳-洛阳盆地的控制权还关乎铁路运输的安全。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占领这一地理版块都是日本下一步扩张的当务之急。
然而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中国方面在郑州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使黄河水奔涌而出一直漫流入淮河甚至长江。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将日本军队隔绝在平汉路以东地区。使日本进取“南阳-洛阳盆地”进而沿平汉路、陇海路向关中平原、江汉平原发展的可能被阻断了。从战争轴线的角度来看。由于西取关中的通道只剩下强度黄河攻克潼关一条，作战难度很大。而沿长江进攻江汉平原的难度相对较小，并且可能得到从粤汉路北上的支持。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自东向西发展的战略轴线。也使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泥沼中越陷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