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战略分析（五）逐鹿中原 三.华北危机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有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中国军队，特别是东北军。二是势力范围达到中国东北北部的苏联。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远洋国际势力。在整个东北事变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抵抗都很弱，使日本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苏联在1929年东北军发起的中东路事件中和中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双方交恶甚至断交，失去了直接援华的可能。而苏联当时正在潜心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日本直接开战不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国力的角度来看都有所顾忌。除非日本进攻苏联本土，否则苏联很难作出越境攻击日本的决定。最终日本用1.4亿日元向苏联购得中东铁路，如愿以偿的将苏联势力排除出中国东北之外。
美国等远洋国家对东北的辐射力相对较弱，利益也较华北华南为轻。日军的迅速行动使他们没有军事干涉的空间。外交上，日本一反一战时被英美完全左右的态度，对美国的警告采取了强硬的不予理睬姿态。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国际压力，1932年日本在筹备建立伪满洲国的同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起军事攻击，中国军队对此予以坚决回击，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既是日本国内海军对陆军获得九一八重大突破后的不甘寂寞，也是采取“打二还一”策略，转移国际势力注意力，巩固其对中国东北控制的精心策划。上海历来有各国租界和驻军，日本在上海驻军始于中日甲午战争，1928年济南惨案后上海掀起抗日风潮，日本向上海派驻了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上海大部。由于淞沪战役对各远洋大国的利益造成了重大影响，英、美、法、意等国强势介入。日本顺水推舟接受各国调停，与中国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回到战前状态，并设立非武装区。而伪满洲国正式宣布独立。对日本来说，一·二八事变只是一个战术动作。为的是巩固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然而就是这个战术动作，对日后发生的侵华战争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在后文将谈到。
占领东三省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1933年又接着发起了热河战役。从《中原政权对北方防御体系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山山脉是中国大陆南北向防御体系的第一防线。燕山有失则海河平原门户大开。再加上京海一线本就有日本驻军。华北将完全处于日本的军事威胁之下。热河省的主体即为燕山山脉和内蒙古东部，而燕山山脉南部的长城防线则是海河平原的最后屏障。对于日本来说，跨越燕山防线可以为新建立的伪满洲国原提供稳固的安全边界，并为下一步向关内和蒙古扩张打下基础。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东北军仍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全国军事力量也未进行有效的动员。致使燕山防线最终被突破，平津地区至黄河以北已无险可守。战后热河省被纳入伪满洲国版图。
热河战役以后，日本的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其对东北地区的扩张获得了完胜。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大东亚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步步蚕食的“五级跳”策略基本吻合。虽然伪满洲国未获得中国和国际社会认同，但已事实上处于日本的完全控制之下。日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即是对中国东北的全力开发。获取各种自然资源，大幅提升生产能力，同时缓解经济危机。
开发东北的同时，日本又进一步采取政治手段，通过煽动华北五省（包括擦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山东）自治来间接实现对华北的控制。日本煽动华北自治的基础一是突破燕山防线后对华北地区形成的军事压力，一是华北地区长期以来不受南京中央政府的实际管控，有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1933年至1936年，可以说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全力争夺华北地区政治倾向的三年。期间日本在华北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力图使“中央势力”退出华北。而其高潮则是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哈尔二省、北平、天津二市由此达到了半自治的状态。
为挽回华北分裂的危局，南京政府一方面加紧稳固南方局势，除对江西南部山区的中共势力进行围剿并迫其绕道北上之外，更借此机会加强了在西南华南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又积极拉拢华北实力派人物，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人数最多的一届。“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安慰；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 ，在国民党内部基本形成团结统一抗日的氛围。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抚平了广西李宗仁的桂系势力、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客观上使陕北的中共势力也整合到了一致对外的轨道上来。
日本对内蒙地区一直有很强的欲望，这里有进入东北和山西的通道，其北部的大漠戈壁又能起到一定的军事缓冲作用，对拱卫满洲和夺取山西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进一步西取宁、甘，阻断苏联向中国援助的河西走廊通道。因此日本在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军事行动配合一定程度上控制察哈尔后，建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并以伪蒙军为主干于1936年12月发起了百灵庙战役进攻绥远。但遭到傅作义所部晋绥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实现既定目标。
1936年日本国内的二·二六事变使军部正式控制了国家政权。军事解决华北问题的声音开始占据主流。但这时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国力大大增强。在东北地区大量增兵严重威胁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为避免受到中苏的联合攻击，日本于1937年初改变了对中国的压迫姿态，转而采取提倡“平等”、“共荣”的政策试图缓和中日关系，并通过经济手段向华北渗透。
然而日本政策的缓和并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而日本对冀察自治政权的控制却在进一步减弱。“过去对冀察政权所施加压力。是国民政府5份、日本5份。现在急转直下，变成了国民政府8份，日本2份。中国对既成事实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之前提，除使用武力外别无他道。”由此可见，这个阶段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华北地区的中日共治。而中国国内却达成抗日共识，各方势力实现协调，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在外交层面中国政府变得愈发强硬，多次拒绝了日本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要求。29军副军长秦德纯还代表宋哲元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政策”。要完全排除日本在华北的政治干预。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要求政权独立完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中国政府还只是要求华北，而不包括东北）。但对日本来说，在中国大兵压境且无险可守的前提下竟不能在华北地区有实质性斩获，是与现实情况不符，不能容忍的。再加上军部当政后日本国内武力解决华北问题的声音高涨，日本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军事进攻华北的序幕。但此后战局的变化却迫使日本的对华战略不断调整，并从此走上一条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