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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以上三点理论分析仍显得比较空洞的话，我们不妨从史书中寻找一些佐证：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李建成前脚刚到晋阳，李渊后脚就任命他为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并且特意把举义首战——攻打西河——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李世民当时只是他的副手）。

当年底，李渊渡过黄河西进，又将屯驻永丰、扼潼关、抵御隋军东援之师的艰巨任务一手交给了李建成。

义宁年间（公元617年-618年），李建成先后被隋帝杨侑册封为唐王世子、尚书令，并且曾以东讨大元帅一职率军十万攻略洛阳。

当然了，这所有一切的荣誉都离不开李渊在幕后的推波助澜。可是，老李为什么偏偏要为李建成谋这些好差事和好待遇呢？为什么他就不能考虑考虑李世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李渊就是认准了李建成，他在有意地制造机会，以历练和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作为一国之君，不懂军事那是绝对不行的。

李渊登基称帝仅一个月，便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压根就没有考虑过李世民。试想，如果李世民在李渊心中的地位真得比李建成高的话，以他在建国大业中的卓越功勋，李渊怎么可能不把太子之位给他？

李渊培养李建成的步伐可以说是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建国以后，李渊基本上就不让大儿子出去带兵打仗了。他开始有意培养李建成治国理政的能力。

李渊深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单单具备军事统帅能力是不够的。道理十分之简单，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诚然，作为一个帝王，必备的军事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理政治国的能力。因为，皇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政务中度过的。遇到打仗的场合，除非到了极端必要的时候，否则皇帝根本用不着亲自出马。

骑马打仗、风餐露宿、冲锋陷阵这种苦活儿、累活儿，就全部交给世民去做吧，反正这娃从小就好这口，你就好好学习怎么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吧。

所以，李渊就在二子之间做了一个明确具体的分工：太子李建成主内，主要负责处理国家大事，同时负责防御北方的讨厌邻居突厥；秦王李世民主外，主要负责扫平其他的割据势力，领导对敌的军事斗争。

为了帮助李建成快速成长进步，李渊还特意为他请了两个家教（没花钱）：礼部尚书李纲和民部尚书郑善果。为什么不请兵部尚书，而要请礼部尚书和民部尚书呢？原因就在那儿摆着呢，老李就是要培养李建成理政治国的能力，礼法和民生正是国家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之二（另一件是军事）。

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兄弟，为什么会遭到父亲的不同地对待呢？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偏爱吗？

李世民过的桥和吃的盐毕竟是少。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好好表现，鞍前马后地为大唐效劳，风头盖过自己的哥哥，在将来的某一天，父亲一个高兴，说不定就会改立自己为太子了。

要说李渊这个老东西也确实挺过分的。他为了使李世民毫不保留地卖力干活，总是似有似无地给李世民几个暧昧的眼神，或者若即若离地说几句暧昧的话，又或者开几张巨额面值的空头支票。

武牢一战两克，李世民立下了盖世奇功。他的风头不仅盖过了太子李建成，甚至直逼老皇帝本人。春风得意的李世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办起了文学馆，招募政治打手，居然真得开始打起了皇位的主意。

关键时刻，老李出手了。

小子，想啥呢？醒醒吧！平定刘黑闼这件大功老李愣是留给了李建成。这还不够，最为重要的是，从武德五年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渊再也没有用过李世民。

现在看来，李渊的用意实在是明显不过了，无非就是不想再让李世民建功立业了。这样做，一可以避免李世民进一步在军中树立威信，勾连朋党；二可以防止他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威胁皇权。

就在李世民逐步受到打压的时候，李建成先是平定了河北，然后又陆续在政治上出台了几项重大措施，朝野上下，欢声雷动。

李世民至此才终于看清了李渊的本来面目：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太子党。

说实话，李渊也曾大玩儿平衡政策，努力缓和二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可是，他总是处理不好父亲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该以父亲的面孔出现时，他偏偏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该以皇帝的身份出现时，他偏偏又当起了父亲。既想当个好皇帝，又想当个好父亲，两者都想要，就必定两者都得不到。如果他有雍正鸩杀弘石的那份气魄和胆略，那么后来的人间悲剧绝对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说，李渊对于玄武门之变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