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儿，但对这些事儿，世人看法不一，有的说是好事儿，有的说是坏事儿。其实啊，在小玉看来，这些事儿实际上是好事儿，但是由于杨广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才变成了坏事。
比如说这一件——开凿大运河。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专利。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最先想到开凿大运河的是杨广他爹——杨坚，最先落实为行动的也是杨坚杨老爷子。杨广只是沿着他老爹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已，只不过他的决心更大。
隋文帝时期，隋都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今天的西安）人满为患，以至于粮食供应成了政府的严重负担。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人从大兴城开凿了一条渠到潼关，引渭水入渠。这条渠就是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广通渠。广通渠全长300多里，它的建成，将关中地区和关东地区的漕运连接了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大兴城的Food Crisis。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虽然名义上的国都仍然是大兴，但实际的政治中心已经东移到了洛阳。可是，洛阳的人口也很多，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摆到了隋炀帝的案头。
今天的很多人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到南方游玩。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不客观的，是有失公允的。方便游玩固然是开凿大运河的诸多好处之一，但却并非是开凿运河的主要原因。隋炀帝主要还是想解决北方的粮食供给问题。此外，正如现在的很多官员喜欢通过形象工程来提升自己的政绩一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来彰显自己的雄才伟略。
在隋炀帝看来，开凿大运河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进而塑造自己高大丰满的明君形象，而且还大大方便了自己到江南游玩，实在是一举而三役济的好事儿。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隋炀帝登基之初，便迫不及待地下令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工程以洛阳为起点，以江都为终点，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后来的大运河的南段。通济渠的完成实现了隋炀帝从政治上牢牢控制南方、从经济上死死依靠南方的战略构想，当然也为驴友杨广到南方旅游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杨广将通济渠修得十分豪华。根据《大业杂记》的记载：“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消停了三年之后，又出事儿了。当时，隋朝和东北的高句丽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阿广打算好好地教训教训这个化外之邦。为此，就需要把涿郡（今北京）打造成东征军的粮食基地。粮食对隋朝而言绝不是问题，可问题是如何把中原和南方的粮食运到涿郡。
这个也难不倒阿广，他大笔一挥，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同样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时期魏国旧渠的基础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将沁水引入黄河，向北延伸直通涿郡。永济渠全长一千公里，构成了后来的大运河的北段。
两年之后，阿广又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这次他又下诏开凿了江南河。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穿过太湖流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注入钱塘江，全程四百多公里，构成了大运河的中段。江南河的开凿使得隋朝对江南的控制更加深入，江南的粮食和财富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入洛阳。
大业初年的通济渠，加上大业四年的永济渠，再加上大业六年的江南河，这三段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全长两千五百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在那个工程技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大运河的成功开凿，是人力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壮举。它的开通，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连成一个有机体，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极大地方便了漕运，同时也大大地便利了文化交流，强化了政治控制，进而有效地巩固了国家政权。唐代诗人皮日休以煽情的笔触评价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瞅瞅，都把阿广和大禹相提并论了。
时至今日，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仍然在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错，事儿当然是个好事儿。可问题在于做事的方式不对，所以就导致了背离预期目标的不良后果。
偶认为，在开凿大运河这桩事儿上，杨广之错有三：
其一是强行无条件地征集大批人民服徭役。开凿通济渠时，杨广就在河南、淮北一带征集了一百多万民工；开凿永济渠时，他又从河北征集了一百多万民工……大批农民因此而脱离了农业生产，以至于北方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上就陷于停顿了。与此同时，因为要照顾北方的缘故，南方的农业生产压力陡然增大，国家经济格局的平衡被打破，农业整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其二是残暴地剥削、虐待民工。隋炀帝任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麻叔谋担任监工。这个麻叔谋生性残忍，爱吃小孩肉，以至于当时的父母在哄哭泣的孩子的时候，都说：“别哭了，要不然麻老虎就来吃你了”。小孩子听了，马上就不哭了。让这么一个人做监工，民工的处境可想而知。麻叔谋滥用私刑迫使民工无休止地工作。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中，就有二百五十万死亡，累累白骨遍布运河两岸。麻叔谋的错误，最终还不得由杨广来买单嘛！
其三是贪婪腐化，穷奢极欲。单是他下江都乘坐的龙舟，就有二十四丈之高，船上建有四层高的楼阁，分为正殿和东西朝房。此外，还有专门为嫔妃们建造的舟船，同样是不惜工本、铺张浪费。算上为随行将士们建造的船只，隋炀帝下一次江都，动用的舟船就在6000艘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绵延近一百多公里，两岸更有80000名纤夫拉纤。即便在今天，，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出行也没有如此大的排场。这么庞大的船队，其花费之巨，小玉我连想都不敢想。
如此毫无人性地盘剥、虐待老百姓，老百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按说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隋炀帝也该警醒了。可是，他不但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反而变本加厉，又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终于玩火自焚了。
有隋一代，阿广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征讨高句丽。
在正式开讲此事之前，小玉要郑重声明：和开凿大运河一样，征讨高句丽这事儿也不是隋炀帝的专利，最先想到征讨高句丽的是他老爸杨坚，最先落实为行动的同样是老杨。阿广其实依旧是在沿着老爹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公元七世纪的朝鲜正处于“三国时代”。那时的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新罗、百济和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地处半岛南端，与大隋隔海相望；而高句丽则位于半岛北部（还包括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其时，高句丽正处于全盛时期，大有吞并新罗、百济，一统朝鲜半岛之声势。新罗和百济磕不过高句丽，只好投到了大隋的门下，寻求庇护。而隋朝呢，自然也不希望周边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所以就经常出面给这两小弟撑腰。大隋和高句丽的矛盾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