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这个异国不像佛教中那样，是虚无缥缈的存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是现实的土地，有真实的统治者，这会让统治阶级觉得，这些人都不可靠。

再加上信奉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会不自觉的去学习阿拉伯语，更由于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有一天去麦加朝觐，这必然导致他们用在四书五经上的时间不够多，因此他们进入仕途的也少，和儒家知识分子接触的更少，所以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明代的著名知识分子顾心武就曾经说过:“唯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为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

由此可见，双方偏见之深，所以伊斯兰教，从来都没有打动过中国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

不过由于在明代，精英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非常的自信，而且它是整个东亚的价值观，所以反而对伊斯兰教非常宽容，有点儿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由于文化上的绝对自信，一点都不害怕各种杂音，对各种异端都非常容忍。

但是随着满人入关，一切都开始变成了不一样，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非常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夷狄，不是正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态势，强化对思想上的禁锢，容不得半点异端。

而与此同时，由于大明的崩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们，对儒家文化也从仰视变成了质疑，而马来迟带回来的伊斯兰苏菲派教义，更是一下子把中国的伊斯兰教水平提高了几个档次，立刻把很多原本信仰藏传佛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吸引到伊斯兰教旗下，从而扭转了从明代以来，穆斯林不断减少的趋势，第一次出现了人数大规模的增加，让他们开始变得自信起来，这一派被称为旧教……

而随后一个叫马明心的伊斯兰教信徒，在乾隆年间去阿拉伯世界求学以后，带回了更加吸引人，也更加极端的教义，史称新教。

这一派不仅仅聚集了大量传统穆斯林信徒，更是吸引了大量非穆斯林信徒，对传统的其他穆斯林教派和清政府都构成了挑战，也让他们自己极端自信。

随后发生的事情，看似无厘头，新教和老教斗殴，闹到官府，然后新教认为官府不公，袒护老教，居然杀了清朝官吏，随后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被清朝镇压下去后，不久又再次起义，究其本质，其实是是伊斯兰教重返中国以后，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挑战儒教了。

虽然乾隆调集重兵，选用能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扑灭了叛乱，宣布新教为邪教，信者必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教虽然死伤众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人数却不减反增，那些被流放出去的新教徒，也在各地生根发芽，建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秘密网络，到了咸同年间反戈一击，南北呼应，差点分裂中国，建立伊斯兰国，可见重返中国的伊斯兰教威力之猛。

今天的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由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之上，如果我们抛弃程朱理学的糟粕，回归孔子的本来思想，儒教思想和希腊文明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依然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

相反，虽然伊斯兰教也有辉煌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思想，但是，它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同现代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相对接，所以，无论它多么玄妙，终究也不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所以，伊斯兰教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它们知道，若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就必须消灭儒家思想，消灭中华文明，正如著名的信奉伊斯兰新教作家张承志在讲述新教历史的《心灵史》中，所说出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的来说，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大的敌人……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是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既战胜孔孟之道。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和忍耶------这只把感情推到殉难苛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更凶残的敌手！”

这里的“公家”指的是清政府，虽然外来的伊斯兰教从来都没有打垮过清政府，但它拖垮了清政府，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让中华民族一度跌入了谷底，详细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向大家介绍，欢迎继续关注，谢谢大家。

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重大的转折点，如果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这场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中国就不会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也不会割让台湾，日本也就不会崛起，大清帝国的社会矛盾就不会激化，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也不会被打断，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和平有序的前提下，步入现代化社会，可能我们早就成为了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就不会多走了90多年的弯路，不会再有那段充满了屈辱，痛苦和腥风血雨的现代史，中华文明也就不会被各种异端邪说所扭曲。

1874年，日本闯入台湾，这是从清朝建国以来，日本第一次直接挑战大清帝国的举动，此时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大清帝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双方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虽然此事大清帝国最后以赔偿50万两白银了结，但是日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威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日本敢叫板大清帝国，欺负的就是大清帝国没有海军，而大清帝国为什么没有海军？因为大清帝国刚刚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花费了上亿两白银，才扑灭了西北和云南的穆斯林叛乱，随时都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欠了一屁股的债，哪里有什么钱去造军舰？

而于此同时，外来的伊斯兰势力已经占领了新疆十多年，如果再不立即发兵的话，很可能，新疆就会被从中国的版图上彻底分裂出去，而如果丢了新疆的话，伊斯兰势力很快就会侵入蒙古，立刻就会威胁到河北地区，直接威胁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

究竟该怎么办？一场事关大清帝国国运的讨论，就此拉开序幕。以李鸿章为首的一大批沿海官僚，建议暂时放弃新疆，集中精力发展海军，建立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完成现代化升级，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而另一部分以左宗棠为首的清朝内陆官僚，则主张海防和疆防并重，必须先收复新疆，阻止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发展海防。

两派为此争的你死我活，根本原因，是当时大清的资金有限，如果要集中精力，甩开膀子去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升级，肯定就不能再花钱去打仗，不然海防建设和现代化转型，就只能做得缩手缩脚，最终资金不济，很容易搞成烂尾工程。

这个决定是如此的重大，不要说当时的人了，就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历史后果，在那一刻，依然是难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