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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恰好从前方传来了一则消息—宣武下辖的宋（今河南商丘）、亳（今安徽亳州）、颍（今安徽阜阳）三州对李絺不服，联名上表要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

李逢吉趁机鼓起如簧之舌，极力劝说皇帝：叛军内部不稳，只要派兵讨伐，拿下他完全不在话下…

李恒微微点了点头。

一看有戏，李逢吉马上趁热打铁，滔滔不绝地对后续行动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征召李絺入朝，以义武（治所今河北定州）节度使韩充为新的宣武节度使，韩充是在宣武任职多年的韩弘之弟，在当地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只要他出马，必定能安定宣武的局势。若李絺抗命，就让忠武（治所今河南许昌）、武宁（治所今江苏徐州）、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等周边藩镇出兵讨伐，绝对能药到病除…

见李逢吉如此胸有成竹，李恒也就不再犹豫，全盘批准了他的计划。

一切果然如李逢吉所料。

李絺拒不从命。

李恒随即下诏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人率兵讨伐。

李絺负隅顽抗，却连战连败，最终众叛亲离，被他手下的兵马使李质杀死。

宣武就此宣告平定。

这是李恒自继位以来对藩镇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年仅28岁的李恒身体出了问题。

他中风了。

中风的过程颇为离奇。

那天，李恒和一帮宦官在宫中打马球—马球是唐代备受贵族追捧的时尚运动，历代李唐皇室对此都颇为热衷，李恒也不例外。

马作的卢飞快，球如霹雳心惊。忘却君王天下事，只想赢得第一名，可惜意外生…

意外，发生在球赛最激烈的时候。

当时他策马扬球杖，打得正性起，一个宦官突然毫无征兆地在他面前坠马，而且过程极为诡异—《旧唐书》的记载是“如物所击”—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直接击落。

我不知道这个宦官跌得怎么样，只知道李恒被这一幕吓得帝心乱颤，回宫后就卧床不起，再也走不了路了。

之后的十多天时间里，他都没有上朝。

宰相们屡屡请求入宫觐见，也没有任何回音。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朝臣们不仅担心皇帝的安危，更担心国家的未来。

因为李恒尚未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很快，朝臣们形成了共识，无论天子情况如何，都必须尽早册立太子！

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个声音传达给皇帝呢？

大家纷纷把目光望向了时任尚书右仆射的裴度。

裴度虽然已退居二线（尚书仆射属于闲职），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依然有如牛顿在经典物理学中的地位—无人可撼动。

人们不仅相信，而且确信，只要裴度愿意出面，皇帝一定会给他面子！

裴度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连上三道奏折，强烈要求册立储君，并申请入宫面圣。

几天后，在人们的翘首以盼中，李恒终于露面了。

他被宦官们用一张硕大的绳床（唐代的一种坐具，有扶手靠背，可倚靠）抬到了紫宸殿，与群臣会面。

官员们看到皇帝尽管行动不便，但精神尚好，总算稍稍安心了一点。

裴度首先进言，请求皇上尽快下诏册立太子。

接着宰相李逢吉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景王是李恒的长子李湛，时年14岁，是时人眼中太子的不二人选。李逢吉之所以要率先提出，显然是为了将来在新君面前能有拥立之功。

李恒的心中有些不快。

他还那么年轻，而这些臣子们急于立太子的态度，倒好像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

因此，他始终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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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臣们却依然没有放弃。

之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又纷纷上疏请立太子。

李恒这个人大概是属西红柿的，抗压性能比较差，因此尽管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迫于群臣的压力，他还是不得不正式下诏，立景王李湛为太子。

说来也怪，太子的地位确立后，他的身体居然也慢慢地恢复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朝政相对比较稳定。

自从宣武的叛乱被平定后，各地藩镇颇受震慑，局势也太平了很多。

而朝堂上则是宰相李逢吉独揽大权。

和他搭班子的另一个宰相杜元颖本就庸懦无能，加之此前在宣武问题上又没站对立场，现在自然更不敢提任何反对意见，完全以橡皮图章为己任，要他鼓掌他就鼓掌，要他举手他就举手，要他发言他就发炎—借口肠胃发炎，溜出去上洗手间…

此时的李逢吉内有宦官王守澄相助，外有众多党羽为援，在朝中一言九鼎，一手遮天。

凭借着手中的权力，李逢吉大力排斥异己，最终将被他视为最大威胁的尚书右仆射裴度排挤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节度使。

除了裴度，另一个被李逢吉赶出京城的，是政坛的后起之秀—翰林学士李德裕。

李德裕出身名门，是宪宗朝宰相李吉甫之子，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他天性高傲，自恃门第高贵，不愿与普通书生一起应试，所以没有参加科举，而是以门荫入仕。

宪宗元和年间，其父李吉甫在朝中执政，当时刚满20岁的李德裕为了避嫌，主动离开京城，辗转在各地藩镇任职，直到公元819年才回到朝廷，出任监察御史，穆宗李恒早在当太子时就听说过李德裕的才名，因此在继位后便将李德裕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兼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多个要职。

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李德裕卷入了对未来的唐朝政坛影响颇为深远的一起事件。

那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

主持考试的，是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封贴遮挡起来），因此请托成风，包括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在内的不少高级官员都为自己的关系户向钱徽打了招呼。

没想到结果出来后，段文昌、李绅两人傻眼了—他们推荐的人都没有上榜！

再一细看，他们发现上榜的人中也有一些是有关系的，比如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主考官之一杨汝士的弟弟等。

段文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关系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这些人都能录取，而我举荐的就不能录取！

他当即上书向皇帝李恒告状，说这次考试有严重的舞弊问题。

李恒向李德裕、李绅、元稹等几位翰林学士询问段文昌的指控是否属实。

没想到三人的意见竟完全一致，都认为段文昌说得对。

不过，三人的观点虽然是相似的，但其实各有各的理由—李德裕是因为李宗闵曾在十几年前的那次制举考试中抨击过自己的父亲；李绅是由于自己推荐的人落榜而怀恨在心；而元稹则是因为与李宗闵有嫌隙—两人当时同为中书舍人，又都雄心勃勃，一心想往上爬，所以彼此都视对方为自己的劲敌，一直在暗暗较劲。

在他们的共同挑动下，李恒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对拟录取的十四人重新进行考核。

负责复试的，是中书舍人王起和知制诰白居易。

王起是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的老下属，而白居易则是元稹的多年好友。

不知是基于他们个人的立场还是之前的考试确实有猫腻，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经他们复核后，这十四个拟录取的考生中竟然只有四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