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中晚唐跟我之前写过的南北朝一样，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现代史学界公认的所谓唐宋变革就发端于晚唐。

晚唐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可惜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

no.351

接下来，我将试着一一解答这三个疑问。

1、李赏的身份。

这个问题，《新唐书·元稹传》中说出了答案，里面明确记载“李逢吉知其谋，阴令李赏訹裴度…”

可见，指使李赏出面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

李逢吉在宪宗朝曾出任过宰相，后来由于与裴度政见不合，而外放为东川（治所今四川三台）节度使，不久前刚被召回京城。

为了东山再起，李逢吉通过堂侄李仲言打通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的关节。

但宰相的定额毕竟是有限的，李逢吉要当上宰相，就必须把裴度、元稹、杜元颖这三位宰相中的至少一人拉下马。

从这一点来看，李逢吉确实有指使李赏诬陷元稹的动机。

2、李赏为什么不直接揭发元稹和于方使用空白任命书的密谋，偏偏要诬告子虚乌有的买凶杀人？

这就好比明明手头就有打火机，却偏偏不用，而是采用最原始最费力的钻木取火的方式去点火！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不过，虽然没帮他做过磁共振，但我可以肯定李逢吉的脑子绝对没问题。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李逢吉以及他指使的李赏，事先应该并不知道元稹与于方的这个密谋，是在审案时才发现的。

3、裴度为何会受到牵连？

这个问题，我本来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在看到《旧唐书·裴度传》中所列出的审理此案的人选后，我想通了。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裴度受到牵连是有原因的！

因为负责审案的三人是：左仆射韩皋、兵部尚书李逢吉和给事中郑覃。

再具体考察一下三人的生平，你会发现，韩皋已经79岁了，而且就在这一年就去世了，显然，他此时年事已高，行将入土，已经没多少精力了；而郑覃是刚进入官场不久的新人，资历较浅，官职也较低—仅为五品的给事中，故而此案的主导权毫无疑问掌握在李逢吉手中！

综合以上相关分析，事实的真相也就呼之欲出了：

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重登相位，蓄意想要挑起裴度和元稹之间的冲突，以便激化矛盾，整垮两人，便故意指使李赏，让他前往裴度那里诬告，说元稹和他的密友于方密谋要暗杀裴度。

没想到裴度对此不予理睬，李赏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此事捅到了皇帝那里。

之后皇帝李恒命韩皋、李逢吉、郑覃三人审理，在审案时李逢吉等人意外从于方那里得知了元稹和于方使用空白任命书的密谋，顿时欣喜若狂，随即向皇帝李恒作了汇报—当然，凭借此案主审人的职务便利，他在案卷中也塞入了某些对裴度不利的私货。

李恒得知后大怒—元稹这么做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随即下诏将元稹贬为同州刺史，裴度为尚书右仆射，而李逢吉则成了最大的受益人，登上了相位。

当然，以上这些纯属我的个人意见，信不信由你。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斗争中，李逢吉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入相后不久，李逢吉就遇到了一个挑战。

公元222年七月初，宣武（治所今河南开封）镇发生兵变，牙将李絺（chī）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任留后。

李恒召集群臣商议应对策略。

以宰相杜元颖为代表的大多数朝臣认为，现在国家多难，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接承认李絺就算了。

杜元颖这个人虽然已经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但在《资治通鉴》里的出场次数却比楼主我住总统套房的次数还少，基本就是个气氛组的角色，可以想象，他这人没什么原则，遇事一般都是能躲则躲。

而李逢吉则不然。

对于藩镇，他一直以来都是鹰派—要不，当初他也不可能得到宪宗李纯的青睐了。

因此，他坚决反对杜元颖等人的提议：宣武是河南大镇，与河北的情况截然不同。倘若连宣武都允许自立，恐怕以后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都非国家所有了。

听李逢吉的口气是要武力平定宣武，杜元颖吓得尿道括约肌一阵痉挛，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为什么…要舍不得…这几尺长的旌节，而陷百姓于战火呢？

…

两位宰相争执不下，究竟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李恒一时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