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02

从处理羊士谔和刘辟两人的事情来看，王叔文虽然有很高的政治理想，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和权谋，做事认死理，不懂变通，而且胸怀也不够宽广，睚眦必报，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

这样的人，在古代中国的政坛，显然是很难不跌跟头的。

很快，王叔文就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代价。

西川节度使韦皋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在王叔文那里碰壁后，马上就作出了回应。

他先是给皇帝李诵上了一道奏表，委婉地请求让太子暂时监国。

接着他又给太子李纯写信：圣上龙体欠佳，委政臣下，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无才无德，结党营私，败坏朝纲，请殿下尽早启奏皇上，斥逐这群小人，如此国家才会安定！

韦皋之所以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说王叔文的坏话，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方面，他手握重兵，又远在西蜀，王叔文不可能动得了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王叔文不得人心—除了身体不佳的皇帝和少数党括太子李纯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只要太子上台，那么王叔文的倒台就是迟早的问题！

在韦皋上疏之后，荆南（治所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所今山西太原）节度使严绶也先后上表，要求让太子监国。

裴均和严绶的上书究竟是他们自发的，还是出自韦皋的串联，抑或是来自别人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把宝押在了太子身上，把矛头对准了王叔文一伙！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子即将监国的传闻不胫而走，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这样的消息，显然是王叔文最不愿意听到的。

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整天搜肠刮肚，却依然毫无眉目；他整天费尽心机，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转机。

这让他感到如坐针毡，度秒如年。

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人生中最可怕的，不是悲剧的来临，而是你明知它在路上，可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抵达！

偏偏就在此时，王叔文家里又传来了噩耗：他母亲病危了！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癌症晚期又得脑中风，他更加方寸大乱。

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一旦其母去世，他就必须回家服丧，而只要他一离开朝廷，那些反对派肯定会对他群起而攻之，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怎么办？

王叔文陷入了沉思。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夜以继日的冥思苦想，他终于有了收获—想出了一步臭棋—向对手摇尾乞怜。

他特意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曾与自己在翰林院共过事的几位翰林学士以及俱文珍、刘光琦、李忠言等宦官一起喝酒。

席间，王叔文站起来一边敬酒，一边诚恳地对众人说：叔文母亲病重，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我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报答朝廷厚恩。但做事么，总难免是要得罪人的，我离职以后，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各位谁能体察我的苦心，替我说一句公道话？…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俱文珍打断了：公道话？公道话多少钱一斤啊？

王叔文：我是说希望帮我解释…

俱文珍：解释啥？解释你为什么要在朝廷中大肆安插私人吗？

…

就这样，王叔文说一句，俱文珍就毫不客气地反驳一句，搞得在座的人都十分尴尬。

此时的王叔文有求于人，早已没有了原先的傲气，明知俱文珍是有意刁难，依然只能满脸堆笑，频频劝酒。

此时的他，不是在装孙子，完全是真孙子！

可王叔文越是这样低到尘埃里，俱文珍越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稍微喝了几口酒后，俱文珍就大大咧咧地甩手而去。

见他走了，其他人勉强坐了几秒，也都争先恐后地告辞。

宴席就这样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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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王叔文之母去世，不得不回家服丧，离开了朝廷。

他这一走，改革派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王伾心急如焚，可擅长写书法的他却不擅长想办法，因此也没什么好主意，只能秉承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人家神经搭错了呢？”的撞大运精神，厚着脸皮前去央求俱文珍等宦官以及老宰相杜佑，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让他出任宰相并统领禁军。

显然，这已经不是异想天开了，完全是臆想、天真！

结果当然是对着香炉打喷嚏—碰了一鼻子灰。

王伾还不甘心，又接连给皇帝上了三封奏疏。

可他得到的回应，依然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下王伾更慌了。

他坐卧不宁，茶饭不思，除了发愁就是发呆，除了发呆就是发抖，后来终于发了病—这天晚上，正在办公室值班的他突然发出一声惨叫：我中风了！

之后他就被抬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出门。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中了风，没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改革派大势已去，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任人宰割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样。

二王离开朝廷后，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联合太子李纯彻底把控了局势。

公元805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正式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

八月初四，李诵再次下诏，自己退位为太上皇，太子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

一天后，太上皇李诵从大明宫迁出，改居兴庆宫，同时宣布将当年的年号改为永贞—按惯例，新皇帝继位后要到第二年年初才能改元，但李诵当皇帝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为了弥补他没有自己年号的缺陷，这次只能破例了。

毫无疑问，皇帝的更替，就意味着二王的末日。

宪宗李纯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王伾贬为开州（今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区）司户。

不久，王伾病死。

几个月后，太上皇李诵驾崩，享年46岁。

可怜他当了整整25年的太子，好不容易熬到父亲去世，却只做了几个月有名无实的天子就被迫退位成了太上皇，接着又只做了几个月无人问津的太上皇就成了先皇！

正所谓，充电两小时，通话几秒钟！

这是何等的悲催！

顺宗李诵去世后，王叔文随即被宪宗李纯赐死。

二王都倒了霉，改革派的其他成员当然也不可能幸免。

韦执谊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柳宗元先贬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其他五名“二王集团”的干将也悉数被贬到了远离中原的偏远地区担任司马…

这个失败的改革集团由此有了一个专属的历史名称“二王八司马”，这次短命的改革则被称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主观上来说，是王叔文名望太低，性子太急，手段太硬，做事太缺乏弹性，最终导致到处树敌，四面楚歌；从客观上来说，当时的大唐帝国早已沉疴难返，很多问题都由来已久，绝不是区区几个缺乏政治经验和执政基础的理想主义者所能改变的。

这短短几个月的历史中充斥着各种谜团。

顺宗李诵让太子监国，以及退位为太上皇，究竟是出自他的本意？还是来自别人的胁迫？如果是胁迫的话，胁迫他的人，到底是俱文珍等宦官，还是太子李纯，抑或是李纯和宦官联手？

甚至连李诵的死，都有着不少疑点。

他究竟是病死的，还是非正常死亡？如果是非正常死亡的话，谁才是凶手？…

没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现在站在聚光灯下的，是28岁的新皇帝—唐宪宗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