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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钱这么容易，元载本人的财富当然不会少。

可惜那时候没有官员财产申报，更没有福布斯富豪榜的排名，因此具体他有多少资产，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按照史书的记载，他不仅在长安城的南、北两处都修建了奢靡程度冠绝京城、精致水平堪比皇宫、占地面积大于足球场的豪华府邸，还在近郊置有多个度假用的别墅，其在城南的别墅更是规模宏大，里面仅婢女就有百余人！

对元载的所作所为，李豫也有所耳闻，但考虑到元载毕竟辅佐自己多年，立过不少功劳，想让他善始善终，便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他，对他作了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改变过去一些不好的做法。

然而元载自恃功高，把皇帝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依旧贪赃枉法，依旧独断专行，依旧喜欢唱同一首歌谣：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一长，李豫终于失去了耐心。

既然你不肯换作风，那我只能换人了！

本来他还视元载为人体的一个脓包—只要消消炎就可以了，现在却觉得是癌细胞—必须彻底切除！

当然，李豫也知道，元载执掌朝政多年，包括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中书舍人杨炎等不少重臣都是他的死党，牵一发而动全身，绝不可轻举妄动。

正好当时有个叫李少良的官员秘密上书告发元载，李豫便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载的诸多不法行为进行秘密调查，不料李少良做事不密，竟然将此事透露给了朋友，一来二去，就被党羽众多的元载知道了。

他立即向皇帝喊冤。

李豫毫不犹豫地将李少良下狱处死—管不住自己的口，我只能将你灭口！

但这件事的发生，也让元载惊出了一身冷汗。

可能为了试探皇帝的态度，他上了一道奏疏，要求在朝廷任命六品以下的文武官员时，吏部、兵部不得再检查勘验—按照之前的制度，朝廷委任文武官员，吏部或兵部有权进行审验，不符合条件的可以驳回。

没有任何迟疑，李豫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提议。

这下元载终于放心了。

看来皇帝还是信任我的！

然而他错了。

事实上，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李豫对他更加厌恶。

当然，一向深谙“欲取先予”之道的李豫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暗中开始物色能为自己对付元载的人才。

经过一番考察，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时任浙西（治所今江苏镇江）观察使的李栖筠。

对李栖筠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有些陌生，但他的儿子和孙子都非常有名—后来的大唐名相李吉甫和李德裕。

公元771年八月，李豫突然下诏，调李栖筠入京，担任御史大夫。

这让元载感到了一丝寒意。

因为这个任命，他事先竟然完全不知情！

更重要的是，李栖筠这个人为官清廉，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据说只要他在家，家里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有，更从不阿附权贵，与元载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两人只有一点是相似的：都看对方不顺眼！

应该说，元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李栖筠就任御史大夫后，就一直在寻找元载一党的毛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公元773年二月，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元载的亲信吏部侍郎徐浩有个小舅子叫侯莫陈怤（fū）,原本在外地担任县尉，徐浩想把他调到京城长安来，便让自己的同党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声称侯莫陈怤才干优秀，政绩优异，是京城急需的人才，推荐其担任长安县尉。

按照惯例，长安县尉赴任前应先去御史台报到，李栖筠与侯莫陈怤一交谈，觉得此人水平极为低劣—说一百个字的话里面就有一百零一个错误，与推荐信上的高度评价相差之悬殊，堪比手机上看到的抖音美女与去除了各种滤镜后见到的真人，便追问他是如何得到这样的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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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莫陈怤倒也老实—以他的智商，编瞎话他也编不像啊。

他马上竹筒倒豆子般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都说了—连某年某月某日他和薛邕等人到哪家青楼叫的哪个小姐编号多少三围多少用时多少消费了多少开了多少发票其中多开了多少都说了。

这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证据确凿，李栖筠如获至宝，立即地将此事上奏皇帝李豫，弹劾薛邕、杜济、徐浩三人伪造政绩，结党营私。

李豫命礼部侍郎于邵审理此案。

于邵是个聪明人，他觉得薛邕等人是元载的左右手，而元载又是皇帝的左右手，皇帝要他查薛邕等人估计只是迫于李栖筠的压力做做样子而已。

毕竟，谁会向自己的左手或者右手开刀呢？

那不是自残吗？

因此，他作出的审理结果是：薛邕等人的造假虽然存在（有侯莫陈怤的供词在，这点是没法否认的），但那是在大赦以前，不应追究责任。

这下李豫不由大怒。

如此牵强的理由，亏你想得出来！

既然你于邵主动为他们站台，那就连你也一起下台！

他当即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别驾，薛邕为歙州（今安徽歙县）刺史，杜济为杭州（今浙江杭州）刺史，于邵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长史。

就这样，元载的几个核心亲信一下子全被赶出了京城！

当然，在李豫的心目中，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的目标，是元载本人！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正式动手，又有更紧急更棘手的事发生了。

无奈，他只好暂时先搁置了元载的问题。

这次的麻烦，出现在地方上。

事实上，这些年唐朝各地的整体形势一直不太安定。

公元765年底，剑南（治所今四川成都）将领崔旰（gàn）发动兵变，占领成都，节度使郭英乂被杀，代宗李豫任命宰相杜鸿渐与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节度使张献诚等人前往蜀中平乱，却被崔旰打得落花流水，无奈只好封崔旰为新的节度使，并赐名宁—估计是息事宁人的意思。

公元766年末，因同华（治所今陕西渭南）节度使周智光残暴狂悖，不仅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以及多名官员，还公然叫嚣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李豫密诏让郭子仪率朔方军前往讨伐，周智光不堪一击，很快就为部下所杀，用他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句俗语：响屁不臭，会叫的狗不凶。

公元768年六月，卢龙（治所今北京）兵马使朱希彩杀死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相当于代理节度使），朝廷派兵征讨，被朱希彩击败，只好再次使出用过无数次的祖传秘方—姑息政策，承认了这个既定事实，任命朱希彩为节度使。

公元772年七月，卢龙再次发生动乱，士兵们杀了节度使朱希彩，拥立经略副使朱泚（cī）为留后，这回李豫没有再多事，很快就下诏以朱泚为新的节度使。

公元773年正月，昭义（治所今河南安阳）节度使薛嵩去世，其弟薛崿自立，李豫又再次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任命薛崿为昭义留后。

公元774年七月，卢龙节度使朱泚的弟弟朱滔怂恿朱泚入朝，朱泚进京后，朱滔奉命留守卢龙，却在短短数月内就撤换了大批将领—原本朱泚的班底全都失去权力，新当权的都是朱滔的亲信，朱泚自知上了兄弟的当，无奈只好自请留在京城，不久朱滔被任命为卢龙节度留后。

总之，这一时期李豫对各藩镇的处理原则是这样的：只要不触碰他的底线，他什么都可以忍，万一触碰到了他的底线呢，他还可以把底线再往下挪一挪…

不过，底线再怎么往下挪，毕竟还是有极限的。

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田承嗣在公元775年初的所作所为，就挑战到了他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