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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在行经曹州(今山东菏泽)时,当地官员向皇帝奏报:此地有一七岁神童,名叫刘晏,听说陛下封禅泰山,特地写了一篇《东封书》,想献给陛下。
李隆基闻言大喜,当即命人宣刘晏觐见。
刘晏虽然年幼,却毫不怯场,大大方方地向皇帝献上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篇歌颂李隆基治国功德的文章,文采飞扬,用词精当,增之一分则肉麻,减之一分则空乏,华丽中带着优雅,温和中透着俏皮…
李隆基看了赞不绝口。
但他心中却不免有点怀疑:这么小的孩子竟能写出这么老练的文字,这不合常理啊!会不会是有人代笔?
于是他又让当时的宰相张说出题,现场对刘晏进行测验。
刘晏依然对答如流。
张说惊叹不已,连连向皇帝道贺说:我朝出了这么个神童,真是国家兴旺的好兆头啊!
李隆基大喜,当即下旨封刘晏秘书省正字,负责秘书省图书的文字校对工作。
七岁的刘晏就这样步入了仕途。
三年后,十岁的刘晏又一次技惊四座。
当时李隆基带着后妃在勤政楼观看艺人演出,可能是为了助兴,他这次特意带上了神童刘晏。
后妃们都很喜欢小刘晏,贵妃(不是杨玉环,有人考证说是董贵妃)更是将他抱在了膝上。
那次演出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女艺人王大娘—娘是唐朝对年轻女子的称呼—就跟如今的小姐姐差不多—王大娘估计就是王家大女儿的意思。
王大娘年龄不大,本领倒是不小。
只见她头上顶了根高高的竹竿,竹竿上面是一个木制的瀛洲仙岛的模型,一个小孩在模型上杂耍,一会燕式平衡一会团身后空翻两周半接转体365度…
众人都看呆了。
兴之所至,贵妃让坐在她膝上的刘晏即兴作诗。
刘晏不假思索张口就来:
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
不好意思,搞错了,其实是这样的: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这就是后来被列入《全唐诗》的《咏王大娘戴竿》。
十岁就写出如此优秀的诗作,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刘晏后来应该以诗文见长—就算成不了诗仙、诗圣,至少也应该有几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作品吧。
然而并没有。
就像我小时候能一口气吃九只番茄后来却没有去当吃播而是卖起了马桶一样,成年后的刘晏似乎很少吟诗作赋,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经世致用上。
他从县令做起,凭借优异的政绩步步高升。
公元760年,他被肃宗李亨任命为户部侍郎,但仅一年多后他就因遭到谗言而被贬,代宗李豫登基后看中了他的才能,又再次重用他,让他担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可他却先是把户部侍郎一职让给以忠义闻名的颜真卿,后来又把京兆尹让给了平叛有功的严武,自己宁愿出任实权相对较小的国子祭酒(国立最高学府校长)。
这让李豫对他更加欣赏。
几个月后,他又擢升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昔日的神童自此迈入了宰相的行列。
不过,刘晏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就被改任为太子宾客,不久又被授以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主管江淮漕运。
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刘晏展现了他非凡的才能。
那时由于刚遭受战乱,京城长安粮食紧缺,米价高达每斗千元,就连宫廷里也没有足够的存粮。
皇帝李豫忍不住仰天长叹:少壮白努力,老大徒伤悲—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混到了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缺粮,一下子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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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漕运从南方调粮。
可当时汴水(即通济渠,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沟通黄河与淮河)因战乱荒废已久,南方的物资都只能先从长江、汉水运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再穿越秦岭走陆路辗转抵达长安,既费时又费力还费鞋,很不方便。
刘晏决定重新开通汴水航道。
为此他不辞辛苦,亲自坐船从淮河、泗水、汴水、黄河一路考察,沿途他访民情,问船工,探水深,测流速,查《水经注》以及《sl386水利工程设计规范》,详细掌握了每一段河流的每一个数据。
走过这一趟后,刘晏心里有底了。
他写信给当时最受皇帝信任的首席宰相元载,请求授命他掌管全国漕运,并传令各地予以配合。
元载此时正热衷于朝廷的权力斗争,就如热衷于吃喝嫖赌打游戏的公子哥对搬砖这样的累活不会感兴趣一样,他对漕运这样的苦差也没有丝毫兴趣,当即表示同意。
得到元载的授权后,刘晏立即组织人手,疏浚汴水,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工程,保证了运河的畅通。
接下来,他又对漕运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原本漕运实行的是产地运输制,比如杭州的货就由杭州的船负责运到长安,江陵的货就由江陵的船运到长安。
但这其实有很大的弊端。
从江南到长安的水运线路,要经过江南运河、长江、山阳渎(即邗沟)、淮河、汴水、黄河、渭河等不同的河道,尽管同样都是行船,情况却完全不同。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同样都是“微辣”,湖南人口中说的“微辣”和江苏人口中说的“微辣”,能是一回事吗?
事实上,整条线路上各地的地形、水情、气候的差别极大,江南的船工到了陌生的黄河、渭河,由于不熟悉当地环境,常常发生各种事故,甚至船沉货毁,损失很大。
刘晏对此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分段运输。
他把整个漕运线路分为几段,每一段都用不同的船只和不同的船工运输,同时还在扬州(今江苏扬州)、河阴(今河南荥阳)、渭口(今陕西潼关渭河与黄河交汇处)设立了多个转运仓库,江南的船负责运到扬州,汴河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只运到渭口—即所谓的“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这样一来,每个船工和他的船只都只在他们熟悉的河道内航行,安全性大大提升,沉船事故几乎绝迹,损失基本降到了零,按照《新唐书》的说法是“无升斗溺者”—没有一升一斗的损失。
在刘晏看来,要确保漕运效率,除了船工以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有优良的船只。
为此,刘晏在给造船工坊下订单时主动提高报价,保证工坊的盈利,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保证漕运船的质量,材料必须是最好的,工艺必须是最优的,吨位必须是最大的,操控必须是最佳的。
因此,他订购的新船虽然价格昂贵,但船只的运载量和可靠性都大幅提高,分摊下来的运输成本反而比以前降低了很多。
刘晏推行的这些改革措施,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
很快,一批又一批来自江淮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抵关中。
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终于摆脱了缺粮的窘境。
凭借刘晏打下的能抗八级地震的坚实基础,之后即使关中遭遇水旱灾害,百姓也不用再担忧粮食不足了。
皇帝李豫对刘晏的表现赞不绝口:卿,朕酂侯也—爱卿,你真是我的萧何!
对这样的人才,他当然要予以重用。
不久,李豫又擢升刘晏为户部尚书,兼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另一名以理财闻名的大臣户部侍郎第五琦则兼任京畿道、关内道、河东道、剑南道、山南西道转运使等职。
两人分掌帝国财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