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条泰时正与北条时房抽个小空，聊个小天，喝个小酒啥的，一听到消息，马上跳了起来：“天位至重，神人所主，我如果不出声，由任朝廷重臣乱来的话，只怕日后安危未可知也”——他倒也不在意谁是天皇，但是绝不能是顺德天皇系的后代，那位爷是自己赶下台的，任由其子上台，岂不等于给顺德天皇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事儿万万不可。
他老哥倒是很有使命感，却也知道使命感作不得理由，发昏顶不了耍赖，硬要给朝廷指派一个天皇，是会惹众怒的，遂决定抬出神来压朝廷的公卿们，跑到鹤岗社算命——天皇的人选居然不在伊势神宫求签，反倒需要在镰仓的神社问神，咳，时代真的不同了。
经过一番装神弄鬼之后，他捣鼓出了一个候选人，那就是土御门上皇之子邦仁亲王。土御门上皇没有参加承久之乱，只是要求待遇而流放土佐而已，后来镰仓还把他迁居至阿波国，在那里为他建了宫殿，日子过得蛮逍遥，想必他和他的后人不会对镰仓有什么意见。
名单一敲定，他令秋田城介安达义景拿着名字跟京城：你到京城，立此人为天皇，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可千万不要漏勺哇。
安达义景小心翼翼的问：“如果朝廷已经立佐渡院的忠成亲王，那么我应该怎么办？”（佐渡院即顺德上皇的别称，以其流放之地而名之。）
对安达义景的这个问题，北条泰时毫不犹豫的回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立即废掉忠成亲王，并立邦仁亲王为天皇，你尽管放开手脚去做，有什么事情我顶着！”
安达义景一到京城，就找到了源定通，向他宣布了镰仓的决定。源定通是源通亲的儿子，跟土御门上皇一系有着极深的渊缘，由他来传达镰仓方面对邦仁亲王的支持决定并护持邦仁亲王上台，自然最合适不过了。
朝廷的公卿们一看风向不对，都吓得出了好一身冷汗：“差点上了九条道家的当，原来镰仓口袋里的人是邦仁亲王。”于是便纷纷换了旗帜，上书：热烈欢迎邦仁亲王作日本的舵手——九条道家是京城政治的风向标不假，可镰仓刮起的东风，却要更大些。
本来身边从者如云的九条道家突然变成孤家寡人，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他往地上吐了口口水，心里不忿的吭骂着，丢下了手中的旗子，极不情愿的参加了支持邦仁亲王的队伍。
邦仁亲王由此成为日本的八十八代目，是为后嵯峨天皇。
这是北条泰时次数不多的对朝廷强硬到底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事情实在是情节太过于严重，行为太过于恶劣了，即使是拥护后嵯峨天皇上台的公卿们心里都会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失败挫折感。有人骂北条泰时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又说他“甚矣其不知礼”——这其实骂过头了。不管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军人执权的武家时代，要减少纷争，镰仓不可能坐视朝廷那边形成一个与自己对立的政权，如果放之任之，只怕日后整个日本的政治分裂更加严重，战争来得更早，这是老百姓所不愿意看到的。
北条泰时的强硬还体现在和尚的态度上，他处理僧人斗乱事件毫不手软，只要不经过镰仓的裁决私下斗殴，不管谁是谁非，坚决的镇压。兴福寺与延历寺的和尚们瞧自个一打起架，武士们就蜂拥而来，逮着和尚就砍头，倒也收敛了不少，平安时代以来的僧兵问题得到一程度的缓和。
北条泰时在位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日本政坛基本上保持稳定，他亦在不断的积攒着自己的威信。
但是，权力的斗争从来没有休止过。随着将军赖经的年龄渐长年龄的增长，其对权力的欲望开始增长，三浦氏、千叶氏甚至和北条家族的名越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与执权相对立的联盟，时刻谋图着镰仓的最高权力，北条泰时仍得竭思惮虑加强嫡系的地位，随时提防从背后射来的冷箭。他在搞“民主政治”的同时，亦不断的加强自己嫡系的控制力，从而为日后的德宗专制种下了源头。
同时，即便在北条泰时这样号称“明主”的统治下，日本仍然未能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依然的困苦。公元一一三一年（宽喜三年），发生了宽喜大饥馑，在其后一系列饥荒中，饿莩满地。人祸兼加天灾，与此同时又发生大地震和台风等最圣明的君主也无能为自然灾害，人们纷纷出逃，卖儿卖女甚至自己卖身为奴，为的都是混口饭吃，有些实在混不上饭吃的人，只好落草为寇。尽管镰仓不停的追加法令，禁止买卖人口，制定救灾振饥方针，控制物价，告诫地头不可进行非法行为，减轻对农民百姓的盘剥，仍然无法缓解局面。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即便是镰仓的中坚力量，御家人也纷纷的破产，沦落到以田抵债的地步。
为了保持自己执政基础的稳定，镰仓幕府出台一系列给御家人赖账政策：禁止御家人向高利贷典当自己土地，后来又分颁布《德政令》，要求商人和高利贷者归还御家人的土地。
这些不讲理的做法踩了不少人的尾巴，高利贷者一怒之下把御家人列入借贷的黑名单，类似政策连御家人都反对，当然是无法落实得下去。
一一四二年（仁治三年），北条时泰去世，与其同年去世的还有顺德上皇——咱们也不妨在心里埋上一棵阴谋论的种子，在京城在有人打着他儿子的旗号搞复辟，北条时泰要拉着他齐齐落花园，为自己的继承人清理障碍并不稀奇。
接替北条时泰执政之位的是他的孙子，北条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