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谶书，就是预言书。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确立了主导地位，但道德伦理的单纯说教显然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八卦胃口，于是产生了所谓的“今文学派”，就是往儒家经典里添加大量的阴阳五行、占卜预言之类，把“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学弄成了半哲学、半宗教的东西，其代表就是假托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圣之名杜撰的“谶书”。从王莽之世到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谶书大行其道，无论当权的君王还是作乱的豪杰，都希望从谶书的预言里找到权力的依据。冉闵不过是其中之一。

然而，冉闵只是为了呼应谶书改成了姓李，真正姓李的另有其人——德高望重、手握重兵，权势与冉闵相当的李农。李农长期在羯赵担任高官，比冉闵的资历深厚多了，与太尉张举等羯胡贵族也颇有交情。如今后辈冉闵成为一国之君，和李农的关系就显得微妙起来。虽然一个月后，冉闵就恢复了本姓“冉”，但“继赵李”这句预言，已在两人之间播下了猜疑的种子。

在称帝建国这件事上，冉闵不光和李农起了疙瘩，更大的麻烦是和东晋的关系。

过去作为羯赵军的名将，冉闵不光和慕容鲜卑交过手，还参与过对东晋的南征，战果还不小呢。所以东晋朝廷对他素无好感。再加上冉闵竟然自立为皇帝，这个称号可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帝”，向来被东晋视为独家垄断，岂能容忍冉闵称帝？故而，冉闵称帝后遣使赴晋，呼吁：“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东晋还是按兵不动，完全没有同仇敌忾、统一抗战的意思。

当然，面对胡族军头的四面围攻，冉闵和李农还得先枪口对外、并肩作战。

石鉴被杀和冉闵建国的消息很快传遍天下。新兴王石祗在仅存的石氏诸贵里势力最大，于是就在老巢襄国登基称帝，封汝南王石琨为相国，其他胡人军头也都称臣效忠，史载“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正式建立了反对冉魏国的统一战线。

公元350年六月，石祗号召群胡讨伐冉闵，参战的胡军主要有两路：北路以石琨为统帅，在邯郸会集了襄国石祗、冀州石琨的联军十万；在南路，镇南将军、匈奴人刘国率军三万从并州阳城南下，屯聚于黄河以北、漳河以南的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进而北上攻击邺城。

面对南北两路夹击，兵力有限的魏军只能选择一个优先打击方向。诸将多认为，如果先与石琨交战不能速胜，刘国又在背后偷袭邺城，就麻烦大了；所以应该先迅速打掉相对弱小的刘国部队，然后再回军迎战拥兵十万的石琨。冉闵却认为，一则战役的决胜关键是击败石琨的主力部队，是否击败刘国无关紧要；二则石琨虽然人多势众，但去年刚吃过冉闵的苦头，士气并不旺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邯郸位于襄国、冀州、邺城三角地形之中心，是襄国与邺城往来的必经之路，堪称两大阵营对决的战略支点，在击败石琨的同时也能夺占邯郸，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他只留下民兵守卫邺城，亲率全部汉军四万余人，主动进攻邯郸的十万胡军。不出冉闵所料，石琨进据邯郸后就犹豫不前，压根没有主力决战的勇气。但毕竟自己人多，让敌军打上门来还做缩头乌龟，那也太丢人了！石琨只得硬着头皮出城迎战。在两军骑兵对冲的野战中，勇气是最大的法宝。冉闵又是领头冲锋，上次只有一千骑尚且大胜，这次有三万骑，石琨如何抵挡得住！他再次落荒而逃，不但抛下上万的尸首，还把邯郸这座重镇也丢掉了。

闻知石琨败绩，南路的刘国赶紧撒丫子跑路，退回了漳河南岸的繁阳。第二次胡汉会战，再次以冉闵的全胜告终。

连续两次胡汉大战，都以石氏大败告终。这一事实和邺城屠杀一样令胡人震撼：半个世纪以来，屠城、灭杀、奴役的灾难一再落在汉人头上，胡人统治和杀戮汉人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邺城杀胡才显得那么突兀和逆反；半个世纪以来，战败、逃亡和投降的耻辱一再落在汉人军队头上，胡骑追逐和嘲弄汉军几乎成了一种游戏，所以冉魏军队的连战连胜才显得如此惊人和恐怖！

他们不由回想起公元347年，僧人吴进向石虎作出的预言：“胡人的命运将要衰落，汉人将要复兴了！赶紧用劳役和苦难来折磨他们，看能不能压住这股气势！”可惜，石虎无论如何暴虐地折磨，这个预言还是近在眼前啦！

面对这个横空出世的战神，不，是死神，很多胡人的信心开始崩溃了。

史书记载，当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为了巩固统治，石氏一向实行强制移民政策，把各征服地区的民族迁到首都邺城及其所在的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其中既有从青、雍、幽、荆等地抓来的汉民，也有从漠北、关中、并州、辽东等地迁来的羌、氐、匈奴、鲜卑、小月氏、巴氐、丁零部落。经过杀胡令和连番胡汉大战的洗涤，冀州各地都陷入了血火之中，于是各族移民纷纷逃离，向故乡奔去，人数竟然以百万计。

乱世如此，人何以堪。玉石俱焚，因果循环。

这个乱世，不是石氏一家的危机，也不是羯胡一族的恐惧，而是各族胡人共同的危机。所以，虽然经过两次惨败，石氏亲王的军力大受挫折，暂时无法动弹了，但其他的胡人军阀又联合起来，在邯郸战役后不久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