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和自然权利，北美移民将这种自由和权利带到了殖民地，北美居民和英国人一样享有它们。税收是人民向政府的一种捐献，必须由人民自己同意，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英国议会没有北美代表，不能代表北美人民的利益，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征税；现在，英国未经殖民地议会同意，就向北美居民征收印花税，侵犯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加以废止。
哈哈，歪理重复100遍，就修正成了正理。殖民地发文件也好，开会也好，游行也好，都用这个逻辑对抗英国佬。“自由”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大家都以“自由”为旗号，占领论战制高点。
但是，无论殖民地如何舆论鼎沸，乔治三世和格伦维尔仍然老神在在。毕竟，这些民主国家的高层领导人，日常要面对的就是口水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民主嘛，不就是围绕议题，你争我骂，吵够了然后投票定输赢。
何况《印花税法》的口水仗主要阵地在北美，国王和首相大部分听不到、见不到。
吵吧，你们吵吧。要化解债务，收税才是王道。
可他们没料到，《印花税法》得罪了殖民地所有的人。由《糖税法》引起的不满，由“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口号唤醒的维权意识，由“权利话语”形成的自由逻辑，此刻得到快速放大。工厂老板、商人、种植园主、记者、律师、教士、农民等等，无不义愤填膺，到处高呼“要自由，不要印花税”。
大家都想，要抢在11月正式生效前废除《印花税法》。
塞缪尔以无比精准的历史感，判断出这是提升抗英水平的天赐良机。现在，舆论已成，民愤昂昂，嘴巴仗已打到顶点，必须采取行动，激化矛盾，把斗争推向新阶段。
塞缪尔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反王，他像船长一样，用一双强有力的手，暗暗操纵反叛（革命）这艘巨轮的航向，而知道的人不多。
他之所以这么沉稳有力，手段百出，是因为他精心准备了20多年。
现在，他清楚，搞革命，君子不但要动口，更要动手。 目标就是那些印花代销商，手段就是无事生事。
8月14日，塞缪尔安排“罗亚九君子”俱乐部，带领一群波士顿市民，举着马萨诸塞印花代销商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上街耀武扬威地游行，将模拟像挂在一棵树上（后来被命名为“自由树”）。总督伯纳德看着太不像话，令人去取下，谁知手下不敢去，因为群情激忿。担心如果硬闯的话，可能模拟像未取下，自己的小命先被别人取了。
总督一看局势不对，紧急召集参事会商量对策。对策未想出，游行队伍已到市政厅门前。人们对着总督突然高呼三声，并配上满眼的蔑视和愤恨。总督一帮人吓得心惊肉跳。
接着游行人员推倒奥利弗的店铺，打破住所窗户，烧毁模拟像。后来破门而入，搜寻奥利弗本人，幸好他早已溜之大吉。
首席法官带一帮人前来劝解民众，话没讲几句，石块已经飞来，法官大人赶紧撤下，再也不敢出头。
总督命令民兵指挥官，召集民兵来维持秩序。民兵指挥官不久回报：总督大人，没有一个鼓手敢击鼓传令。
总督大人一脸错愕，束手无策。
第二天，奥利弗惊魂未定，一群人却找上门来了：
亲爱的奥利弗，你还是辞去代销商职位吧。否则的话，你本人没问题，但你的房子马上有问题；你现在没问题，但不保证将来没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奥利弗还敢怎样，赶紧表态：一定辞职，一定辞职。
其实他尚未任职，几个月以后才收到任命书，但这份任命书已经成了废纸一张。
初战告捷，塞缪尔十分满意。但也仅仅是初战，还需掀起风潮。
于是，波士顿的群众暴力活动日甚一日。民众一到晚上就举火为号，高呼“自由和财产”的口号，冲击支持印花税的官员，有的拆房，有的烧火，有的闯入地窖，把人家珍藏的葡萄酒喝光……
最倒霉的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哈钦森的人，他本人不赞成《印花税法》，但有人说他拥护此法。这下可好，他家大门被斧头砸开，一帮人闯入，恣意洗劫，凡不能搬走的东西全部砸毁，房屋也被拆得稀烂，结结实实遭了一回无妄之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波士顿民众的反抗活动，很快向四周扩散。许多殖民地后来居上，反抗活动更加热闹。
罗得岛的纽波特市，一乱就是3天，印花代销商的房舍惨遭毒手。总督想调民兵维稳，结果一个也调不到。因为多数民兵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少数没加入的，拒绝服从命令。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调丨警丨察叔叔呢？呵呵，那个时代还没有丨警丨察呢。
塞缪尔看到北美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笑了。
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抗议活动虽然热闹，但可能不会持久。要持久推动活动，需要建立组织。现在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建立组织的时机也成熟了。
塞缪尔发现，《印花税法》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汉考克这类走私商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即使走私，也要签合同、写货单、立字据，这些都要贴印花才生效。一贴印花，走私行为就会曝光。一曝光，人、货、税三样老底会揭开，汉考克们就难逃严惩的命运。
建立组织，先可以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钱财多、影响大、危机感强，适合成立相应组织。
他找到汉考克密谋：现在大家都想对抗税法，民意如火，民心可用。我们应该带头建立组织，把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壮大力量，决不能再游兵散勇单打独斗，否则，无法对抗强大的政府。
汉考克深以为然。不过，汉考克认为建立组织的目的，就是抗税。而塞缪尔的目的，则深远多了，而且不可告人。
汉考克出面，首先找到那些走私商人，再联络社会上其他人，在他的极力鼓动下，成立拒绝进口商品联合会，集体抵制商品进口。
汉考克还告诉英国的生意伙伴，《印花税法》不除，我的生意欠款，一分也不付。有样看样，其他人也纷纷这么做。
纽约的抗议者从汉考克成立拒绝进口商品联合会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成立了抗税组织----“自由之子”社。反过来，波士顿又受此影响，也成立了“自由之子”社。跟着奥尔巴尼、纽波特、普罗维登斯、诺福克、新泽西、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等地，纷纷成立类似团体，他们彼此协商，协同行动，成为抵制运动的组织者。
第五节 反《印花税法》的胜利
“自由之子”社的同志们，闹事闹出了味道，闹出了激情，成天寻找攻击对象。他们所过之处，再也没人敢做印花代销商，没人敢赞成印花税。凡是赞成印花税的就是敌人，凡是反对印花税的就是朋友以此划线，一分为二，没有中间路线。
塞缪尔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之子” 攻击的对象都是小人物。这不够，得攻击大人物，才更有影响力。
攻击大人物，不是一般人敢做的。大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尊崇，能量很大。平时大家敬仰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去攻击。
塞缪尔明白，不打倒权威，革命就不会深入。打倒权威，要得有人带头示范，才能打破这份心理禁忌。
这种事，找别人不一定能成。关键时刻，还是自己上。
1765年8月，波士顿的居民惊讶地从《波士顿纪事报》看到，人神共愤的《印花税法》，竟然是波士顿总督大人出的主意，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制定的。
这还得了，闹了半天，原来总督大人才是北美人民苦难的根源，是殖民地一切乱象的罪魁祸首。
总督吃里爬外，是十足的坏蛋，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样的坏蛋罪加一等。
打倒总督！打倒总督！
晚上，一群义愤填膺的造反派冲进总督家里，总督吓得仓皇而逃，结果屋内被砸的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