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糖法》的颁布，受冲击最大的就是汉考克这样做海上贸易的商人。

过去，老汉考克和海关关系好，一年拿个2000英镑左右，打点一下，就不要交税了。现在，查得比过去严多了。

虽说执行《食糖法》并没有完全杜绝走私，收入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是，与以前相比，海关税收增加了30倍，英国食髓知味，查得更欢了。

汉考克犯愁了。根据新税法计算，每年要交的税，高达3.75万英镑。

3.75万英镑，今天怎么看，都觉得数字不大。在当时，却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

1754--1763年，英国在北美13州的总支出，平均每年也只有30万英镑，这可是包括“七年战争”战时费用在内的额度。可见3.75万英镑是一笔多大的巨款。

马萨诸塞1690-1702年几次发行纸币，总量也只有8.2万英镑，由此也可以推断3.75万英镑是个什么概念。

汉考克这个北美首富，总家当也只有35万英镑，这是多年辛苦积累的结果。现在一年的税收就超过其十分之一，你说不心痛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如果公开抗税，肯定不妥。于是他暗中避税，办法就是走私，不让你海关查到，看你怎么办。

但是，这个办法在塞缪尔眼里，是不入流的。走私，只能走一时，不能走一世。要抗税，得用光明正大的方法。

那么，用什么办法好呢？

如果你直接讲，我不交就是不交。那好，查税的丨警丨察正找不到抗税典型。你敢抗税，那我抓的就是你。运气好的话，你还可以欣赏大英帝国本土监狱的室内风光。

如果你讲，税太高，我不交。那好，税务官员就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你：这点税率也算高？冒搞错吧，税率可是比过去降低了。

如果你讲，我是北美人，干嘛要交这么多的税。那好，有关领导就会耐心的教育你：交税，是我们大英帝国所有子民应尽的义务。帝国本土的子民，税额占到年收入的5%--7%，而北美，这个比率不到1.5%，这是伟大的国王陛下给予殖民地人民的无上恩惠。

#￥%……&*，无言以对了吧。

塞缪尔，关键时候体现出他的关键价值。他反复琢磨《食糖法》，看能不能找到破绽。但是，《食糖法》是经过起草--审议—征求意见--辩论—通过等环节制定而成的，千人看，万人议，千锤百炼，那里还有破绽？

塞缪尔破绽没找到，却从《食糖法》的序言里，得到一个启示：既然此法是经过议会审议批准的，但议会里没有北美代表，那么，这项法律就没有体现北美13州的民意，因而，殖民地人民可以不执行。

塞缪尔把他的发现，浓缩成一句很精练的话：“无代表，不纳税。”

这样就把抗税与民主权利挂起钩来，明明白白提醒殖民地人民，我们抗的不是税，抗的是英国的侵权行为。

经这么一转换，明明是不愿交税的龌龊行为，变成了维护自由民主权利的神圣行为。由一个财税管理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

“无代表，不纳税”这句口号，迅速传遍了北美13州。北美人在这句口号的启发下，更加觉得抗税无罪，维权有理，对英国的“暴政”义愤填膺。

这件事还勾起了许多人对英国的新仇旧恨。长期以来，英国推行十分精明的“重商主义”政策，努力向国外多出售商品，少买进商品，这样总是收大于支，金子银子就源源流入，国家因此越来越富强。

英国对北美一样毫不留情，也采取这种政策，要求北美发展农业，为英国工业配套；然后向北美倾销工业品，导致北美经济依附英国；农产品价格比不上工业品，这样英美之间的贸易，北美一直吃亏，货币大量流入英国，极大地影响了北美的发展。

更令人恼火的是，英国硬性规定，北美销往欧洲的所有商品，必须由英国转口；北美从欧洲进口商品，也必须由英国转口。进出口商品还必须由英国船运送。完全是一种拦路打劫、欺行霸市的行为。

为了对抗这些无理政策，北美人大兴走私。但是，早在1761年，英国为了查处走私，发布法令，准许有关人员进入船只、住宅和企业进行查抄。波斯顿商人受气不过，聘请律师阿提斯打官司。阿提斯在法庭上断然否定英国议会有权发布这样的法令，指出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话从北传到南，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还有许多压制北美发展的政策和行为，让北美人窝火。

现在又来个可恶的《糖税法》，英国，你好霸道，好无理，好无耻。

抗议，坚决抗议！坚决抗议英国政府的暴政！

前文已述，这些抗议，对英国政府决策没太大影响。影响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和情绪。殖民地人觉得受了很大的冤屈，而且有冤无处诉，悲情意识迅速传遍了北美13州。人们的心头，不由燃起了怒火。

汉考克对塞缪尔的主意，大为叹服。塞缪尔这个政治精怪，难得地笑了：呵呵，这算什么。事情，才刚刚开始呢。

“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传到英国，格伦维尔内阁嗤之以鼻：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是什么理由？凡是帝国公民，都要交税，这是公民起码的义务。再说，对代表权不能狭隘的理解嘛，议会里的每个议员，并非只代表选他的那群选民，而是整个帝国全体人民的代表，因此，所有国民都在议会得到“实质性的代表”。 英国许多地方，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在议会也没有代表，难道他们就不用缴税？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格伦维尔政府决定加税，以弥补《食糖法》的税收缺口。这次，他们选择了印花税，这个税种已在英国本土实行多年，现在向殖民地推广，殖民地应该没有理由反对；再则，这个税覆盖面广，大家一视同仁；同时，这个税很轻，大家都承受得起。

基于这些考虑，格伦维尔政府颁布了《印花税法》。

塞缪尔闻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机会又来了。他知道，上次《食糖法》只是开了个头，点着了火。现在，要借助《印花税法》这起东风，把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

要实现心中理想，就必须把民怨搞大，把声势搞大。越大，越能为争取独立创造条件。

格伦维尔千考虑、万考虑，就是没料到遥远的北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还有个名叫塞缪尔的人，用心险恶，借抗税鼓动民愤，暗暗把民意向叛乱方向引导。

塞缪尔冷静地观察形势，判断《印花税法》刚颁布时，是顺风扇火的最佳时机。于是他迅即发表了一个反对加税的宣言，痛斥英国侵犯殖民地人民权利的罪恶行径，重申“无代表，不纳税”的严正立场，大义凛然地宣布，绝不屈服于英国的暴政。

这个宣言，进一步挑动了人们的神经，增旺了群众的怒火。马萨诸塞一下子就有三十七个城镇通过了这个宣言，不久北美六百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

殖民地从各个角度批驳了“实质性代表权”的理论，申明英国议员不可能能够代表北美居民的利益：

“他（指下院议员）了解我们，我们了解他吗？不。我们能对他的行为加以限制吗？不。他有保护我们自由和财产的义务和兴趣吗？不。他熟悉我们的情况和需要吗？不。那么我们还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除了增税，什么也不会有。”

大家批来批去，骂来骂去，越批越理直气壮，越骂越理由纷纷。最后骂出经验出来了，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殖民地的大道理----“权利话语”，它将征税和人的自由与权利联系起来，把英国的政策斥为侵害北美居民权利的暴政。其内在逻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