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岗才知道,做老师,好处是可以保持思想独立,讲课可以自由发挥,缺点是报酬不高、声望一般,关键是看不到可供挥洒的空间,自己满腹才学无处可用。
换岗。
这一次,他选择了律师。新英格兰移民最初并无法律这个行业,居民全凭宗教和道德维持社会和谐。后来进入到实际利益冲突后,仅靠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够的,于是法律行业应运而生。不过,那时的律师,主要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良心、道义、公理。为钱而作律师,那是亚当斯孙辈以后的事了。
做律师,亚当斯如鱼入水,十分快活。用法律扶持弱小、维护公正,使他的良心能够经常大爆发;法庭上用犀利的言辞批驳对手,用鲜明的观点战胜对手,使他那善于批判的特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一场场慷慨激昂的官司打下来,他感到彻底的畅快、非同一般的爽。
他马不停蹄地处理财产、税务、遗嘱、盗窃、私生子之类的案子,赢得了很好的名声,成为远近闻名的律师。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他也许做律师到老,然后写几本书告慰一生。
是啊,谁能够料到,脚下的土地会独立?即使料到了独立,又有谁能敢断言,自己将来会做国王(总统)呢?
1764年,首富托马斯.汉考克去世。27岁的约翰.汉考克回美继承庞大的家业,总财产高达35万英镑。即使当时的英国名城曼彻斯特,还没有超过50万英镑的富翁。
27岁,一个不大不小的年龄。如果经历了生活的艰难,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基本成熟了。汉考克呢,反正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一个非常大的人了。父亲打好了基础,自己就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他的目光,越过波士顿,眺望更远的地方……
要干更大的事业,必先积累人望。
他一回来,就突然蜂拥而来许多意料之外的朋友。有的是老相识,却很难讲是朋友;有的见面不过两三回,对方却坚称是真正的老友;有的从未谋面,也讲是朋友----因为他是老首富的朋友,所以也是新首富的朋友。
他们先是对老首富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深情地回忆老首富乐善好施的壮举,然后大夸新首富是个智慧卓异的天才,是个才干超群的东家,是个前途无量的精英,是个扶危济困的好人……,直到再也夸不下去的时候,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顺便提到一件小事:能不能借点钱?
虽然,汉考克从对方一开口,就知道结尾,但还是喜欢听这种语言,没有什么音乐比这个更动听。享受过后,都尽力地帮人达成最后那点小心愿。
钱,对汉考克而言,并不是大问题。
从此,人们流传着少东家乐于助人的动人传说。
非但如此,他还为了帮助穷人就业,投资造船。当地的民兵卫队也在他的资助下,服装、武器全部翻新,他自然当选为指挥官,上校军衔。
他把真正的老朋友一个个接来,共享富贵,其中包括亚当斯。他看到亚当斯并不富裕,就盛情提出,请亚当斯做自己的法律顾问,给予丰厚的报酬。
亚当斯爽快的答应了,还拍了拍首富的肩膀:老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坚定地维护你的利益。
凭这份关系和报酬,亚当斯迅速跻身上层社会。
几番动作下来,汉考克的声誉日隆。
一天,汉考克到亚当斯家里,见到一位中年人。还没开口,汉考克就感到此人有一种天生的高贵气质,不怒自威,极富尊严,全身洋溢着才华横溢的气息。亚当斯介绍,这是他的远房堂兄----塞缪尔.亚当斯。汉考克早闻其名,无缘结识。交谈之下,这位塞缪尔.亚当斯果然言谈非俗。汉考克感到相见恨晚,热情邀请他斯到家里去做客。谁知塞缪尔.亚当斯婉言谢绝了。
别人钻破脑袋都想巴结的首富,在这个人眼里,居然无足轻重。这更让汉考克钦佩。
可是不久,塞缪尔.亚当斯也向汉考克借点小钱。汉考克照例静静地等待对方赞美,谁知这个借钱者直截了当,并无半句谄媚之词,仿佛借钱理所当然,反倒让汉考克感到一种不借不行的压力。
再次让汉考克钦佩不已。
1772年,塞缪尔.亚当斯出生在一个制酒商人之家,也是哈佛高材生。在哈佛时,就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得出结论: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人生。他接受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治哲学,服膺人生平等、天赋人权、契约政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宪法高于一切等理念。
但是,在他十七岁时,家里发生重大变故。那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在殖民地取缔私人银行,他父亲因此一夜之间变得 一贫如洗。此决议还剥夺了塞缪尔.亚当斯所有继承的遗产。
(为了和约翰.亚当斯相区别,塞缪尔.亚当斯以后称塞缪尔)
塞缪尔猝不及防,受到严重打击。
自此之后,他头脑里时常思考一个问题:英国凭什么可以统治我们?几个小岛组成的国家,怎么能够管理美洲这样一块大陆?那些对殖民地一知半解的英国议员,怎么能够代表北美?
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发现这一切竟然是这样的荒谬:一个小国统治一个大洲,根本不存在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理由。
既然这样,根据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北美人应该和英国人平起平坐;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每个人的权利不容剥夺;根据契约政府的原理,一旦政府侵犯人民的利益,人民有权推翻它。
英国政府为了一方私利,公然侵犯美洲人权利,这样厚颜无耻的政府,应该推翻它!
塞缪尔自此萌生了反抗英国的念头。这个念头牢牢扎根在心里,主宰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他狂热地喜欢上了政治。
他的哈佛硕士毕业论文,就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慢慢地,造反,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独立,成了他的人生目标 。
造反,并不是说想造就能造。塞缪尔从哈佛毕业,想造反都无门,还得先就业。母亲要他做牧师,父亲要他做律师,他却决定进入一家财务公司上班。公司其他人一门心思忙生意,他却天天谈政治、谈自由、谈独立。没多久,公司老板就请他走人了,理由很简单:“我要的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奇怪,不相信一个哈佛高材生,连一个小岗位都拿不下。
做父亲的又提供一次机会,给宝贝儿子一千英镑,让他经商。塞缪尔大大咧咧地把一半贷给朋友,一半自己花。自己的一半很快就花完了,贷给朋友的一半也血本无归。父亲死后,塞缪尔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和一家酒厂。他全心全意地把酒厂经营得破产。
经商不成,就去做公务员吧,负责收税。结果不到一年,税账上少了八千英镑。有人怀疑他贪污,他解释说,他所负责的税区遭受了大面积火灾,所以少收了八千英镑。这个理由勉强在理,但还是被解雇了。
岁月蹉跎,一晃40多了,还一事无成,怎么想都对不起哈佛这个响当当的名头。
为何干什么都不成功呢?
原因是他的心思根本没有放在这些方面。他的才智、他的热情、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政治上了。
他知道,要反抗英国,光凭自己不够,还必须大造舆论、建立组织、积蓄力量。他和朋友办了一份政治周刊,替辉格党宣传。还成立了一个地下辉格党组织,名曰“罗亚九君子”,由八名工人和他自己组成,经常开会搞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当英国政府颁布《糖税法》的消息传来,他眼睛一亮,十分激动。他凭直觉感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到了,实现梦想的历史性机遇---终于来了!
第四节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