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刘义康时代结束了，但刘义康时代的结束并非如此简单，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一是刘宋皇室内部昔日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的信任关系消失了，代之以猜忌、恐惧和隔阂。据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乌夜啼条记载：“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刘义庆由荆州改任江州刚刚一年，朝中就发生了诛杀刘湛等人的大事，自己又被刘义康取代，直到数月之后，才改任南兖州刺史。他与刘义康相见抱头痛哭之事，亦被宋文帝得知，刘义庆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刘义庆的恐惧也代表了皇室诸王的恐惧。

二是不仅在宗室内部，而且这种气氛也蔓延到了整个刘宋朝廷，人们开始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据《宋书·王球传》的记载，刚刚升任录尚书事的江夏王刘义恭还比较进取，他对吏部尚书何尚之说：“当今天下缺乏治国之才，大家应当齐心协力，可是，王球却如此放任自流，恐怕应当依法处理他。”何尚之回答：“王球素来淡泊名利，加上久病在身，应该多看看他恬淡谦退的一面，不要求全责备他对工作是否尽力。”但依然受到白衣领职的警告性处罚。当时宋文帝召见百官，都要等上十来天，只有王球被召开，从未耽搁。不久，江夏王刘义恭也觉察到了明哲保身的奥妙，他也变得非常小心谨慎，有哥哥刘义康的前车之鉴，他虽然是录尚书事，但仅仅传递个文书而已，宋文帝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一年给刘义恭相府的花销达两千万钱，而刘义恭性格奢华，两千万也不够他花，宋文帝往往再赏赐，一年下来又达一千多万。献给宋文帝的骏马，宋文帝也赏赐给刘义恭。《宋书·刘义庆传》称：（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这里的世路艰难就是指刘宋统治者内部重重矛盾，尤其是宋文帝的猜忌令宗室诸王个个朝不保夕，以至于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刘义庆再也不敢练习骑马了，以至于在南朝时期，练习骑马就被人视为有政治野心，《梁书》记载，梁武帝曾询问孙辈萧大连是否骑马，回答：“没有皇帝的命令，不敢擅自练习。”到梁代，士大夫们畏马如虎。刘义庆如此，刘义季也是这样。刘义季刚到荆州上任还曾经外出打猎，但很快的，他就“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遂为长夜饮，略少醒日”，宋文帝专门写信劝说他节制一点，但刘义季却依然故我，没有丝毫改变。

三是宋文帝猜忌少恩的性格直接影响到刘宋以后的发展。宋文帝在击倒刘义康的同时，也击倒了自己，他开始陷入了困惑和摇摆之中：有才干的高门他不敢大胆任用，对高门大族又心存戒心，对躁进的寒门也疑虑重重。宋文帝自己在给刘义恭的信中就曾承认自己“于左右少恩”，其实，他的刻薄少恩远不止对身边的人。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影响了刘宋后来的君主，相互猜忌，自相残杀的闹剧在整个刘宋一朝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据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统计，有宋一代，皇族129人被杀的就高达121人，骨肉相残杀者80人，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

刘义恭这样的首辅大臣虽然令宋文帝放心，但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宋文帝就想到了利用次等士人来维系朝廷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些人大多都是刘义康和刘湛打压过的），开始起用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吏部郎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对掌禁卫军，又任命庾炳之为吏部郎，一起参与军国大事的讨论，于是，后刘义康时代的中枢大权就掌握在了何尚之、范晔、沈演之、徐湛之等人之手，他们几个同时被任用，相互牵制。

六十一、两部奇书

深怀恐惧的临川王刘义庆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他的主持下却成就了一部传世的奇书《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临川王刘义庆为了全身避祸，招聚文学之士，编辑出的一部清谈之书，《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观点都与刘义庆所处的时代相去很远，这也正体现了刘义庆避开现实的目的。《宋书》本传中没有提及此书，但《南史》本传中明确记载该书为刘义庆所著，但是后人大多认为此书是在刘义庆的主导下编纂而成，出于众人之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说道：“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不过，即使该书不是刘义庆亲自撰写，但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况且，《南史》本传虽然说刘义庆“文辞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美”，但却明确说“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这里的“撰”字当译作编纂，与“著”意思迥然有别，再者，《宋书》本传中还说，连爱好文艺的宋文帝每与刘义庆写信都要“加意斟酌”，也说明刘义庆是非常注重语言的运用的，再从《世说新语》用语奇崛、韵味悠长这一特点来看，倒也不一定就不是刘义庆本人所著。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有《世说》一书（早已亡佚），后人为区别起见，才更名为《世说新书》，到宋代，经晏殊删定为今天的名字。《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它涉及的时代跨越后汉一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全书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二百多则小故事，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特点。

隋唐时期对《世说新语》的评价并不高，《隋书·经籍志》将该书置于子部小说家中，与《笑林》、《器准图》等所谓的“小道”书并列在一起。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世说新语》也多有贬低，称其为“街谈巷议”之书，但是，刘知几的观点遭到了《四库提要》的批评，历史证明了，后世很多仿效《世说新语》的著作都无法企及本书，宋元明时期，《世说新语》极为盛行，出现了众多版本，进而也证明了该书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价值。

《世说新语》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鲁迅先生概括的那样“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全书加上刘孝标的注共涉及各类人物一千五百多个，他们身份、性格各异，但作者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即抓住最能体现人物特点的言语、举动、外貌等，顿时让人物跃然纸上，气韵生动，如《雅量》记载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听到丧子的噩耗，他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忿狷》中描写王述吃鸡蛋：“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把一个偏执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非常注重通过一件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性格，比如，《任诞》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短短的37个字包含了很多信息，王徽之那种高傲不羁的性格立即浮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并没有连篇累牍地描写王徽之的个性，也没有了下文，但戛然而止后却余味悠长。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所说的那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也都是出自此书，例如：拾人牙慧、咄咄怪事、卿卿我我等等。

如今，《世说新语》的价值早为研究魏晋历史的学者所承认，它丰富而又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出一幅魏晋士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让我们切身体会到魏晋清谈的真实状况，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风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小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