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建康之战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五月八日，也就是在刘毅桑落洲惨败后的第二天，东晋朝廷实施大赦。

刘裕下令招募军队，对于参军的士兵将来的犒赏与六年前京口参加义军的犒赏相同，并征发百姓修筑石头城，在京师实施戒严。当时，不少人建议要分兵防守各个交通要道。刘裕却说：“敌众我寡，如果分兵把守各处，则敌人极易看出我们的虚实。并且，一旦一处失守，将影响全军的士气。如今，将重兵全部集中在石头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而进行调动，既让敌人无法了解我军的虚实，又不分散兵力。等到后续部队集中以后，再说下一步的打算。”

据《资治通鉴》、《宋书·武帝本纪》、《宋书·王懿传》等史料记载，刘毅桑落洲惨败的消息传来，建康人心不稳。当时，北伐南燕的军队刚刚回师，将士们多半负伤或者染病，建康城内能战之士仅有数千人，而卢循之军则高达十万之众，桑落洲败还的人都极言乱军声势浩大。虽然各处均说建康城内守军仅有数千之众，但仔细研究下来，这里的记载似乎是有问题的。一是，刘裕北伐之军的总数不详，但仅从临朐会战中，南燕慕容超投入的军队就有九万之众，刘裕北伐南燕是一场灭国之战，人数当不在慕容超之下，即便是考虑到刘裕善于以少击众，但兵力也不会少于南燕军队很多。慕容超溃败以后，晋军包围了广固，兵法十则围之，假如晋军兵力过少的话，公孙五楼等人从广固城内向外突击，也不可能不会得手。二是，刘裕得知卢循、徐道覆叛乱以后，即命令全军卷甲兼行，而此时刘裕已经到达建康一个多月，北伐的精锐部队也大部已经撤回到了京师，在这些部队中，不仅有刘裕的北伐军，而且还有降服南燕的鲜卑骑兵，这在《宋书·武帝本纪》、《刘敬宣传》等多处均有提及，因此，史书说建康守军仅仅数千之众，是不可信的。三是，在刘裕回到建康前后，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人也已经率领本部人马入卫京师，现在说兵力仅有数千，更是离谱。《宋书》之所以这样记载，大约也是中国惯常的“造神”情结在作怪吧。宋武帝以一介布衣跻身于门阀意识浓厚的东晋高层，不人为地制造一些神迹，就难以服众吧。

在何无忌和刘毅迎战卢循、徐道覆的时候，孟昶就预测到要失败，后来二人果然兵败。如今，孟昶再次预测刘裕抵挡不住卢循的大军，因此，孟昶的话在东晋朝廷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孟昶和诸葛长民都提议放弃建康，迁都江北，在孟昶的蛊惑下，不少人也表示同意，但刘裕不从。在大敌当前，孟昶、诸葛长民等人的这一提议，在一定程度上自乱了朝廷的阵脚，他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动议，一方面是出于害怕，但另一方面也许另有隐情。我们说过，据《宋书·自序》记载沈约的上表中称，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六人，虽然与刘裕一起在京口起义，但他们“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与刘裕及其亲信如刘穆之等人是完全不同的，孟昶此时提出撤出建康，也许有出于打击刘裕的考虑。由于撤守建康的呼声很大，以至于这一争论提交到朝廷公开讨论，在朝堂之上，只有刘裕的亲信、龙骧将军虞丘进当众与孟昶等人辩论，刘裕非常高兴。刘裕的中兵参军王懿（即王仲德）对刘裕说出了迁都之议将对东晋朝廷，尤其是对刘裕本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说：“如今天子正值壮年，大人为帝国的宰相，刚刚建立了灭国的大功，威震四方。妖贼趁我远征，前来入侵，听说大人凯旋而归，必然会惊恐败散。现在，如果先行逃亡到草莽之间，大人您将形同一介百姓，一介百姓去发号施令，还有什么威严？届时，义士豪杰就会各自投靠自己的主子去了，谁还会再听您的呢？如果听从了他们的这一提议，我将立即与您辞别。”刘裕听了王懿的话，十分高兴，就命令他率军驻守越城（在今南京中华门外）。然而，孟昶却一直坚持他的意见，刘裕说：“如今，帝国的重镇（指江州、豫州之军）在外倾覆，强大的敌人一直威胁到京畿，人心大乱，毫无信心。如果一旦迁都，就会即刻土崩瓦解，即使是长江以北岂能安全到达！假设能够到达江北，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如今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尚足够与敌决一死战。如果取胜，君臣同庆；假设厄运降临，我将以死捍卫社稷，死在宗庙门前，也完成了我长久以来以身许国的志愿，我绝不会草莽之间苟活偷生！我的决心已下，你就不要多说了！”刘裕对孟昶说得慷慨激昂，但当然并非他的真情实感，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与孟昶之间的距离。史书称，孟昶对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十分恼火，又预感到刘裕注定要失败，就上书晋安帝说：“刘裕北伐，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只有我孟昶赞同，致使卢循妖贼趁机叛乱，国家社稷处于危难境地，这都是臣的罪过。今臣将自杀以谢罪！”写完奏表以后，孟昶即喝毒药而死。孟昶死得很奇怪，吕思勉先生以为，这是刘裕诛杀功臣的开始，暂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