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兰亭之会（2）

佛说，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叔本华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倾毕生精力来研究宇宙、探讨人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路，以得到永恒。人生的苦难源于欲望，欲望没有满足之前，我们痛苦，而满足之后，就味同爵蜡，继之而来的是无聊，我们总是在痛苦和无聊中徘徊、挣扎。况且，生命总有终结，永远流淌的时间总是会将绚烂多姿的生命化为腐朽和尘埃，无论如何，到头来一切总是成空。这就是生命的悲哀。

东晋时期，残存的半壁河山、复杂的政治斗争、黑暗的社会现实，让敏感的人们更加感到生命的无常，世事的变幻，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对生命的焦虑和追求不朽的渴望，也更多地借山水的灵秀去慰藉郁结的情怀，借恣肆的放纵获得精神的愉悦和解脱，以暂时忘掉生命的无奈和寄居他乡的惆怅。

看到《兰亭集序》，让我们想起63年前石崇写的《金谷诗序》。当年，石崇被任命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众人齐聚金谷园中，为石崇送别，当时，大家通宵达旦地欢宴，多次转换饮宴的处所，“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 饮酒赋诗，“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即便是贵为王侯，通宵狂欢，但也“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对比《金谷诗序》，王羲之的这篇《兰亭集序》，脉络清晰，自然平和，毫无雕琢痕迹，格调也更加清淡悠远，关于人生的思索也更委婉深长，苏轼在对比两序后就曾说：“季伦（石崇字）之于逸少（王羲之字），如鸱鸢之于鸿鹄。”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在微醺之中一气呵成写就，被誉为行书第一，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唯我独尊”的崇高地位，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和人格魅力在这篇法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千百年来，我们似乎还能看到他手持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如行云流水般洒脱自如书写的情景。《兰亭集序》被称为王羲之书法的最高境界，古人称其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梁萧衍《古今书人评优劣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序中一共有二十多个“之”字，每一个均形态各异，极具美感。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曾打算誊写一篇正式的，但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他感叹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故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将其作为传家之宝，一直传到他的第7代孙智永那里。智永少年出家永兴寺（浙江省绍兴云门寺），酷爱书法，死前又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据武平一的《徐氏法书记》云：“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目前我们看到的《晋书，王羲之传论》均为李世民本人所做，这也就是《晋书》其他传记后面都有史臣简短的人物传论，而唯独王羲之的传后面的传论叫做“制”的原因；由于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李世民还将自己工于书法的女儿临川公主，取了王羲之女儿孟姜的名字。据刘悚的《隋唐嘉话》和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唐太宗为了得到《兰亭集序》真迹，曾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于是，他专门派遣御史萧翼假扮书生，来到永兴寺接近辩才，两人关系密切之后，萧翼故意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给辨才欣赏。辨才看后，不以为然地说：“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我有一本最好的真迹。”萧翼追问是什么帖子，辨才神秘地告诉他是《兰亭集序》的真迹。萧翼故作不信，说此帖已经失传。辨才这才从房梁上取下真迹，交给萧翼观看，萧翼知道《兰亭集序》真迹的确切下落之后，盗走了真迹，以快马护送到长安。辩才和尚得知萧翼竟是唐太宗派来的御史，并将《兰亭集序》真迹偷走，万念俱焚，一年之后就痛惜而死。

及太宗大驾将崩，仍不忘让《兰亭集序》真迹殉葬，他对儿子、唐高宗李治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从此，《兰亭集序》真迹即从世间消失；也有人说，唐高宗并没有按照父亲的临终遗愿将《兰亭集序》真迹埋在昭陵，而是将其埋在了自己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

今存法帖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均为后人临摹本，各种摹本至今均被视为国宝，其中以唐代著名书法家冯承素以“双钩”技法的摹本被公认为最接近原作，但由于“双钩”技法是先将原作的每个字的笔画两侧勾勒出来，然后再在笔画内着墨，虽然与原作几乎一模一样，但却缺乏原作的神韵，该帖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兰亭之会除了诞生了《兰亭集序》这一书法艺术珍品和散文名作，而且也诞生了几十首兰亭诗歌，它们表达了东晋名士纵情山水的真率情怀，是东晋山水诗和玄言诗的代表。而这次盛会也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成为了魏晋风度堪与竹林七贤并称的文化符号，长久地被人们所记忆。

这些名士们虽然纵情山水，隐居会稽，（当时，谢安就隐居于会稽东山，许询隐居会稽西山，支遁住在会稽的剡山），然而，他们却无法真的如隐士那样遗落世事。在此前后，王羲之就曾给殷浩和司马昱写信劝阻北伐，而他在会稽内史期间或稍后，也曾给谢尚写信，就世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给尚书仆射谢尚的信中多次要求减免百姓的差役，对于军兴以来，督促漕运的官吏接二连三地到来表示反感，要求只用年终加大对地方主官的奖惩力度即可，而不必时常从朝中派出众官骚扰地方；还说过去仓督监耗盗官米，自己曾经建议杀一儆百，但没有被采纳，目前各地均存在这种情况，致使“国用空乏”，同时，征役和充运死亡、叛逃的人很多，根据法律，逃往一个就责令其家和相邻五家一起抓捕，抓捕不到，这些人也都举家逃亡，致使户口减少，他建议对于罪犯分轻重，分别将全家迁至城市，以增加国家可以控制的户口。

不过，在殷浩被废之后，王羲之的境遇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朝廷将服丧期满的王述任命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做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那么，这种变化又将对王羲之晚年的生活带来何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