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殷浩北伐（6）
张遇事变之后，苻健征召四方兵回师长安，丞相苻雄、平昌王苻菁分军一半，带领两万部队返回了长安，而驻守洛阳的苻健侄儿、辅国将军苻黄眉也率军火速弃洛阳西上。
苻黄眉离开洛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殷浩的耳中。殷浩断定是梁安和雷弱儿政变已经成功，于是，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十月，殷浩自寿春率兵七万实施第二次北伐，他以姚襄为先锋，打算占领洛阳，修复西晋皇帝的陵墓。然而，此时的姚襄却已经做好了偷袭殷浩大军的准备，他率众往北进发，估计殷浩大军即将到来之时，在殷浩的必由之路上设下了埋伏，却给殷浩传出话说，自己的部众夜间溃散，请求大军迅速赶上接应。殷浩得到姚襄的报告之后，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当部队行进到山桑（安徽省蒙城县北），遭到了姚襄伏兵的突然袭击。毫无思想准备的殷浩大军，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晕头转向，全军惨败，士兵们丢下兵器辎重，狼狈逃往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山桑偷袭战，姚襄共俘虏斩杀晋军一万多人，将殷浩所部兵器甲仗悉数接收，然后，他命令哥哥姚益驻守在山桑，而他自己却率众南下，去抄殷浩的后路，推进到殷浩的根据地寿春。据《魏晋世语》和《晋书，江卣传》的记载，大约就在山桑之战以后，姚襄的羌族和丁零部众距离殷浩十里结营，殷浩命令长史江卣率军反击，江卣推进到姚襄大营附近，对诸将说：“如今并非兵不精锐，但无奈人数太少，而敌人的营栅又很坚固，我将设计击破他。”他让人找来几百只鸡，用长绳连在一起，鸡脚绑上火种，投入姚襄的军营，于是，数百只火鸡飞向姚襄军营，顿时营中火起，江卣趁着姚襄营中大乱，率军进攻，姚襄因而小败。
山桑败后，殷浩在谯城稍事休整，于十一月再次派遣刘启、王彬之（曾参与兰亭集会）两将进攻山桑，姚襄从寿春北上迎击，刘启、王彬之再度失败，二人均战死，此后，姚襄率军渡过淮河，进屯芍陂（寿春南）。不久，他又东进至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在那里招徕抢掠流民，部众达到7万余人，在周边地区自行委派郡县官吏，开垦农田，鼓励农业生产，并向建康派出使节，告殷浩的状，同时自我检讨。由于姚襄与谢尚的特殊关系，司马昱任命谢尚为都督江西（安徽省全椒县以西）、淮南（淮河以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历阳（安徽省和县），以防备姚襄。
与姚襄的告状信几乎同时送到会稽王司马昱手中的，是桓温弹劾殷浩的上书。桓温写到：“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叨窃非据，宠灵超卓，再司京辇，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职次，而侵官离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谟执义履素，位居台辅，师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礼请退，虽临轩固辞，不顺恩旨，适足以明逊让之风，弘优贤之礼。而浩虚生狡说，疑误朝听，狱之有司，将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群凶殄灭，而百姓涂炭，企迟拯接。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遂使寇仇稽诛，奸逆并起，华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惧罪将及，不容于朝，外声进讨，内求苟免。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收合无赖，以自强卫，爵命无章，猜害罔顾。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奇德、龙会作变于肘腋。羌帅姚襄率众归化，遣其母弟入质京邑，浩不能抚而用之，阴图杀害，再遣剌客，为襄所觉。襄遂惶惧，用致逆命。生长乱阶，自浩始也。复不能以时扫灭，纵放小竖，鼓行毒害，身狼狈于山桑，军破碎于梁国，舟车焚烧，辎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臣所以忘寝屏营，启处无地。夫率正显义，所以致训，明罚敕法，所以齐众，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下鉴《春秋》无君之典。若圣上含弘，末忍诛殛，且宜遐弃，摈之荒裔。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桓温指斥殷浩的罪过，主要有二：一是对蔡谟试图使用大刑；二是军败于外。东晋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将殷浩废为庶人，安置在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的信安县（浙江省衢县）。
此时，郗愔的儿子郗超已经从司马昱的手下改投桓温，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掾。郗超，一字景兴，又字嘉宾，也是一位非常之人，史书称其为“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能让桓温入眼的人很少，而郗超与其言谈，桓温总是叹息深不可测，深为桓温所爱赏。此时，桓温对郗超说：“殷浩有德行，也善谈论，过去如果将其任用为尚书令之类的文官，足以作为朝廷百官的典范，（造成这种结果是）国家用人不当啊！”
殷浩虽被流放，却口无怨言，依然表现得心平气和，照旧清谈、吟诗，即使是家人也从未看到他产生丝毫悲伤之情，只是常常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四个字，由此还稍微能够让我们看出他心中的郁闷。韩伯（即韩康伯）是殷浩的外甥，也就是数岁就对母亲说上身穿棉袄下身也不寒冷的那位，殷浩对他这位外甥十分爱赏，曾经说过：“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也是司马昱的谈客之一。殷浩被废之后，韩康伯陪着舅舅来到信安，一年之后，司马昱将其升为中书郎、散骑常侍。韩康伯告别舅舅回京，临别之时，殷浩将其送到河边，随口吟咏曹摅（音：数）的两句诗：“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吟罢，殷浩伤感地流下眼泪。后来，桓温打算起用殷浩作尚书令，他给殷浩写信表达了自己的这层意思，殷浩十分高兴，在寄送回信的时候，担心信中总有不妥之处，因而，反复开合信笺十几次，最后鬼使神差，竟误将一封没有任何内容的白纸寄给了桓温。桓温见到这样一封滑稽的回信，不禁大怒，从此与这位儿时的伙伴彻底绝交。永和十二年，被废两年之后，殷浩死于信安，终年54岁。
客观的说，殷浩北伐未能成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倒他本人身上。其间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东晋的国力问题。东晋毕竟国小兵少，这蔡谟、王羲之等人均已提及过，殷浩本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因此，他才一直没有迅速出兵北上，而是先将收复的淮河南岸之地开垦屯田，以做好北伐的粮食储备，（其实，这一点桓温一直都没有做好）这一点，殷浩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稳妥的，同时，他与蔡谟和王羲之等人的本质区别是，殷浩不是因为国小兵少而就此消极，而是积极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另外，为了解决兵力短缺的问题，他还采取了种种手段去招抚和使用降将，这些降将有的出现反复，但也有不少最终为东晋所用，如刘启等人。二是事权不一的问题。这一问题我们前已提及，不管是殷浩的第一次抑或是第二次北伐，桓温的西线一直没有采取任何配合行动，这不仅使殷浩部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也让摇摆中的为数众多的降将乃至敌国看出了东晋朝廷之隙，以侥幸于万一。三是数十年来东晋门阀的陋习。由于东晋渡江的各大族，在中朝时期不一定就是高门，因此，他们为了维护渡江之后的家族利益，数十年以来，一直按照过江的先后品定高门或者寒门，久而久之，在东晋当权者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北方人士的鄙视，更不用说是出身寒门、庶民甚至是少数民族的降将了。这一点在谢尚激变张遇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思想深处的这层根深蒂固的隔膜，导致了东晋主流社会很难接纳来自北方的降将，从而真正起到借力的作用。孔严所云降将们都“人面兽心”，其实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一种说法，在大乱年代，朝秦暮楚，大约也是为自己生存计，亦无足深责，要的是有效的防备、恩赏和精明的算计，而这都是那些东晋名士们自身所缺乏的。四是缺乏军事人才。东晋以来，一直以清谈为最高，而将做事作为末流，尤其是从事武事更视为最末。王导的二儿子王恬就是因为从小喜欢习武，而被王导所厌恶，（“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桓温也经常被刘惔讥为“老贼”，被谢奕、王述嘲讽为“老兵”。在魏晋时期，有所谓的“兵家”，世世代代当兵，著有“兵籍”，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后来由于社会动荡，将领们又自行招募部曲，一个地方官离任可以割走一部分部曲，因此，士兵与将领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深，平时形同奴仆，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充当士兵，冲锋陷阵。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对于士兵和将领都多少存有一份歧视，这种社会氛围无由鼓励产生优秀的将才，而殷浩本人也恰恰不是合适的将领，这一点桓温的见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后来，在殷浩改葬的时候，顾恺之的父亲、殷浩的故吏顾悦之，就是对司马昱说出“蒲柳之姿，望秋先陨；松柏之质，经霜犹茂”的那位，上书为殷浩鸣冤，他说殷浩“声盖当时”，“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被废之后，“杜门终身，与世两绝”，穷而无怨。北伐失败不过是胜败兵家常事，应该追复本官。于是，朝廷恢复了殷浩的官职，以礼改葬。
殷浩的两次北伐都失败了，东晋朝廷白白失去了数年宝贵的时间，此时，由于原徐豫军区的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东晋中央的实力大损，司马昱手中再无有力的王牌与桓温抗衡，自此，“内外大权一归于温矣。” 那么，下一步桓温还将对内对外采取什么样的举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