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谋废王导
此时的太尉陶侃名义上让了交州和广州，但是，却拿下了富饶的江州，名副其实地全据了长江中游。
武昌，这个特殊的地方，似乎王敦的影子总无法散去，在此镇守的大员总会产生一些非份之想，只有温峤在此的时候，他命令从墙上刮去了王敦的画像，以表达对忤逆臣子的厌恶之情。实践证明，在温峤短暂的江州刺史任上并无染指朝政，或者以江州的兵力威胁朝廷。在咸和五年陶侃刚刚平定郭默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从史书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志得意满的陶侃似乎也要走王敦第一次反叛的老路。
而陶侃趁势进攻建康的借口就是废黜王导。这一点，从数年之后，庾亮给郗鉴的信中可以得到确认。彼时，庾亮在信中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说的是，在庾亮此时担任豫州刺史之时，他曾经反复劝说陶侃，虽然王导罪孽深重，但是，因为国家残弊，加上地方大员都十分正直，身在中央的王导应该会有所收敛。陶侃试图废黜王导，大约也可以从前面其与王导之间的书信中，探寻出一点蛛丝马迹。陶侃对于王导一向持一种十分鄙视的态度，这在石头城的时候，他嘲讽王导之节不似苏武节中，就能看出端倪，而其后，当王导承认了郭默占据江州的既成事实以后，陶侃竟说出了“害宰相就用为宰相”的狠话，也许这句话恰恰正是陶侃内心深处的真实反映。那么，如果陶侃要废黜王导，理由又是什么呢？
一是，王导目无主上。《晋书，王导传》记载，初，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后来，成帝有一次曾经亲自给王导写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等语，中书省作诏则用“敬问”，从此，就成了规矩。成帝去王导的家里，还对王导的妻子行拜见之礼，王导每年元旦上殿，成帝都站起身来迎接。咸和五年（公元330年）郭默被杀的时候，王导54岁，而陶侃比王导大17岁，已经71岁了，而且，从理论上说，陶侃的官职应该位居王导的前面，而王导如此作为，对于陶侃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刺激。
二是，愚弄主上。我们从庾亮后来的书信中，能够看出，王导出于个人目的，对成帝并没有尽到一位师长和纯臣应尽义务，而是采取了“愚君”的政策，即，不是为成帝的成长考虑，在年幼的成帝身边安排德高望重的老师，而是让小皇帝“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庾亮与郗鉴笺中语）作为年少的成帝，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身边的这位老者十分可亲，这是自然的，而王导恰恰是利用了小皇帝的这一点，从感情上控制小皇帝，以达到自己左右政局的目的。
三是，昏聩之政。《晋书，庾亮传》称：“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晋书》虽然将此句话系于咸康年间，但是，王导的这种“宽纵”，乃至“昏聩”之政，是一贯的。《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记载，山涛的孙子、山简的儿子山遐，曾经做余姚县令，当时，“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地方豪强的这种行为无疑极大地影响到了政府的兵员和税收，山遐到任80天，一个县就核查出被隐瞒的农户有上万人，可见，当时扬州地区这种情况是多么严重，这也是我们看到史书上南北朝时期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当时，余姚县的一位名士虞喜也因为藏匿户口，按照法律应当斩首，虞氏是余姚大族，县里的豪强就以虞喜有高节，不应受到此种追究，又以山遐擅自改建县衙为由，要求王导罢免山遐的官职。山遐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写信说：“我请求再留下100天，将逃亡的隐匿人户抓获，再接受朝廷的处罚，再无遗憾。”何充也替山遐说好话，但是，王导不听，最终还是将山遐免官。考察《晋书，何充传》记载：何充“贼（指苏峻）平，封都乡侯，拜散骑常侍，出为东阳太守，仍除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荐征士虞喜，拔郡人谢奉、魏顗等以为佐吏。”也就是说，何充担任会稽内史恰恰是在苏峻之乱平定之后，再据《晋书，王舒传》称，苏峻之乱刚刚平定之后，王导的堂弟、会稽内史王舒就去世了，何充接任王舒职务当在此时，而王导在王氏子弟无人的情况下，让自己一直十分欣赏的外甥何充入主王氏家族的后院会稽郡，当属情理之中的事。也就是说，王导昏聩之政的典型例子——罢免山遐事件，大约也就发生在陶侃欲废黜王导前后。除了对山遐如此，对于其他人也是这样。据《晋书，孝友传附颜含传》记载，颜含“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未之官，复为侍中。”颜含拜为吴郡太守是因为“豫讨苏峻功”，因此，正是在王导执政之时，当王导听到颜含要清理户口的时候，就不让其去吴郡上任了。颜含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的9世祖，唐代颜真卿的13世祖。
四是，委任武人。王导要主政建康，当然需要有武力作为后盾，这是王导拉拢武人的主要原因，也情有可原，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却毫无原则地重用一切武人，并且，无视朝廷的规矩加以使用，这不仅在王导的政敌眼里感到难以接受，而且，即便是本来属于王导身边的士大夫、或者中立派人士，也都感到不能容忍，到后来，甚至王氏家族的人也都不看不惯王导的做法，而加入到他的政敌庾亮的阵营，后来，王羲之拒绝加入王导的幕府而远去庾亮的幕府，就是一个明证，这以后我们还会说到。王导任用的降将主要有匡术、贾宁、路永、匡孝等人，这些降将土匪作风严重，多不奉法，王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人们对王导的这种做法普遍不满意，王濛是西晋北军中侯、太原王佑（在杨骏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孙子，又是颍川庾子躬的外孙，（《世说新语，赏慕》40：“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王氏谱曰：“蒙父讷，娶颍州庾琮之女……”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世说新语，赏慕》30注引虞预《晋书》曰：“琮字子躬，颍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但是，按《晋书，庾峻传》称，峻二子，即：庾珉、庾敳。而庾珉字子琚，因此，庾子躬究竟是何人，尚存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庾亮是王濛的堂舅。）王濛是一妙人，也是位名士，被王导引为司徒掾，当时，王导也想把匡术的弟弟匡孝引入幕府，王濛给王导写信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你依靠德义管理天下，正要澄清伦理，推崇名器。军事与政治作用不同，文官与武将也不一样，怎能泾渭不分，怎么能给天下树立榜样？”但是，王导不理睬。《晋书，孔愉附孔群传》和《世说新语，方正》都记载了孔群与匡术之间的过节，可以参看。当时，在苏峻之乱时，孔群与孔愉堂兄弟二人与匡术在横塘相遇，孔愉与匡术交谈，而孔群看都不看匡术一眼，匡术大怒，抽出佩刀就要砍孔群。孔愉赶紧抱住匡术说：“我这个兄弟是在发疯，请你看在我的老脸上饶他一命！”等到苏峻之乱平定之后，王导知道孔群喜欢喝酒，过去，王导曾经劝过孔群说：“你没有看看你家盖酒缸的布，都叫酒腐蚀烂了吗？”而孔群却说：“不对，你没见到经过酒腌制的肉放得更久吗？”因此，王导趁着大臣们说笑饮宴之际，就让匡术出来给孔群倒酒，孔群拒绝接受和解，他说：“我孔群不是孔子，而受到的灾厄却像孔子在匡地受到匡人围困那样危险，虽然布满阳春温暖之气，凶残的老鹰化作了温顺的斑鸠，但是，对于有见识的人来说，仍然憎恶他那双凶残的眼睛。”说得王导很难堪。这只是一例，往后王导还做出在一般士大夫眼中看来更为出格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当然，陶侃想要废黜王导的直接理由，还是纵容郭默，让朝廷无法无天。如果象王导这样下去，任何一名将领都有可能诛杀上司，从而取而代之，这让陶侃不能坐视。
但是，从事情的发展上看来，陶侃这一计划并没有实施，其根本原因是郗鉴反对，而庾亮也不十分赞同。郗鉴当然与王导关系较近，同时，身处京口的郗鉴，距离建康较近，且北有石赵，南要仰食三吴，《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称：“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可能就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的军粮，由三吴经运河北运至京口。因此，他只能作为建康方面的有利支持者而存在，失去了兼扬州刺史王导控制下的三吴地区，郗鉴的京口也难以独存。而庾亮在陶侃拿下江州以后，也不愿看到陶侃再控制中央，因此，庾亮和郗鉴的主要理由是大乱过后，不想再看到内斗。由于陶侃要兵下建康，就必须要经过庾亮控制的芜湖地区，同时，郗鉴京口兵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于是，在两人的反对下，陶侃这才作罢，在得到江州以后，陶侃佯佯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