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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九、宗教信仰。

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正如《隋志》上说的那样,“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 可见,在隋唐时期,就此问题,就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在汉代以前,佛教没有传入中国,根据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称,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另外一种说法,也一直存在,那就是,在先秦以前,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只是因为秦王朝的采取法家严酷的统治,才没有得以保存下来。具体而言,据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是说在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的同时,即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因为,阿育王在位时期,曾经举行第三次结集,其时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曾经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因此,前来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据日本的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绪论》也称,欧洲学者称在公元前425年到375年之间,自爱莉诺亚海到中国的山东、浙江沿海地带的贸易,曾经被印度人所掌握。晋王嘉的《拾遗记》也曾经记载,在公元前305年,燕昭王曾经接见过来自身毒国的使节。并且,在我国古代《吕览》、《淮南子》等典籍里,也记载了很多海外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如果纯粹是向壁虚造,似乎也不太容易。因此,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海外贸易不是没有可能,佛教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似乎也是可能的。

到东汉时期,又有了汉明帝夜梦金人,迎佛之说。史料记载,东汉明帝曾经梦见了一尊金人飞过宫殿,并问傅毅是什么,傅毅说那是佛,于是,明帝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 67年,带回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洛阳白马寺。自此,佛教已经作为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后来,在张衡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汉章帝的时候,楚王刘英以崇敬佛法而知名,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对佛法也很崇信,并曾经在武昌建昌乐院、宝宁院等佛寺,在建业建建初寺。曹魏后期(《历代三宝记,年表》记载为曹魏甘露5年,也是曹奂的景元元年,260年),朱士行出家为僧,成为汉人出家的第一人,朱士行法号八戒,出家以后,就西行西域取经,在于阗翻译《大品般若经》,并想让弟子弗如檀将经文送回国,但是,当时,在于阗处于统治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传说,朱士行以烧经为誓,说:“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神奇的是,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完好无损,20年后,此经才被弗如檀于晋太康三年(282年)送回洛阳,并于晋惠帝元康元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无罗叉、居士竺叔兰等人译成汉文,取名为《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却以八十岁高龄终老于阗。

到了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频仍,人们朝不保夕,佛教思想更是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本来玄学是无神论的,追求一种自然的精神境界,与佛教各不相同,但,佛教的空无与玄学的虚无有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同时,佛家为了消除士大夫们的排斥心理,主动与玄学靠拢,以士大夫的玄学比附佛学,就是所谓的“格义”,于是,佛教的义理和思辨,与晋代崇尚思辨的玄学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尤其是到了东晋以后,出现了很多与跻身社会名流的高僧,如支遁等人,促进了佛教在上层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在北方,佛教知名高僧如佛图澄等人与石勒政权结合,利用神奇的法术逐渐取得石勒的信任,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另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而言,佛教的非本土化与他们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如石勒就曾经说过,佛是戎神,我们也是戎人,所以,对佛教的流传并不反对,也使得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并不代表着中国本土宗教的消亡。汉代发展迅猛的当属道教,《太平经》、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发生在东汉时期,不过,汉末的黄巾起义失败和张鲁政权的覆灭,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此消失了,相反,从晋代的史料上看,道教在山东等不少地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琅琊王家就世代笃信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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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洒脱与偏执,恬淡与血腥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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